近日，卫生部印发《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规范》。《规范》对健康教育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做出了规定。我国健康教育机构的现状如何？是否能够真正达到《规范》的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四川、湖北两地的健康教育机构。
多头管理导致职责不明
一大柜子的各种宣传册子和折页，各种各样的健康教育光盘，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刘兆炜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这些年健教所的各项工作“成果”。针对不同时期的多发疾病和传染病疫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制作各种健康知识宣传材料是健教所的主要工作。
刘兆炜说，所里有很好的影音制作班子，照相机、摄像机、非线编辑机都是他们的重要装备。疾控中心各部门的专家非常配合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支持。但是机构设置和归属管辖问题这些年来一直让她困惑。《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规范》要求国家、省、地市、县级均设健康教育机构，但对机构独立与否、具体归属哪个上级部门管辖尚无定论。
据悉，目前全国有不到1/2的省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独立机构，其他各省级和市、县健康教育机构多设在该级疾控中心或者爱卫办下。
据刘兆炜介绍，四川省健康教育工作的管理机构经历了几次变革，从开始的纳入省爱卫办管理到后来由省卫生厅妇社处管理，再到现在的由省爱卫办负责协调管理，但是各地健康教育所却属于疾控中心的下属机构，这就带来了工作对口上级不唯一。例如疾控中心的国家级对口管理机构是卫生部疾控局，而健康教育机构的国家级对口管理机构是卫生部妇社司。多头管理带来的职责不明、工作决策和实施中不易协调等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湖北省的健康教育机构也遭遇了和四川省一样的问题。武汉市黄陂区健康教育所所长周永红说，现在一个很让他头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到底谁管他们，有问题不知向谁反映，连上级的一些工作规划和指示他们常常都很难看到。
《规范》提出，健康教育专业机构负责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媒体及下级健康教育机构的业务指导。
周永红说，这对基层健康教育机构来说难度很大。由于健康教育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多部门配合，湖北省成立了全省健康教育工作协调小组，由卫生厅厅长任组长，协调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但是，市、区（县）级并未成立相应协调小组，健康教育机构对其他机构和部门只能进行业务指导。如果相关机构不配合，工作会面临重重阻力。比如要去学校给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没有教育部门配合就不行；要指导医疗机构完成健康教育工作，没有医政部门配合也不行；如果没有卫生监督部门的帮助，在公共场所开展健康教育更是步履维艰。如果市、区（县）能有纳入妇社、医政、农卫、卫监、规财等部门的健康教育工作协调小组，对工作的有效推进将大有裨益。
县区级机构成经费投入盲区
巨大的工作经费缺口是目前基层健康教育机构面临的又一窘境。
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李俊林说，武汉是省会城市，市健康教育所一年有50万元的专项工作经费、20万元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和10万元的血防工作经费保底。但是基层健康教育机构的日子却不好过。这两年，国家的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向基层倾斜，直接下发到社区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而县（区）一级的健康教育机构成了经费投入的盲区。没有公共卫生经费，却要完成对社区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健康教育工作指导和考核，难度可见一斑。
黄陂区是武汉市最大的区，健康教育机构条件相对比较好。该区卫生局辟出了一层楼给他们办公用，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即便如此，该所的28名职工仅8名在编，也就是说，20人的工资要靠自己挣。2009年，该所的财政预算指标为57万多元，但实际支出却高达123万多元。周永红不得不去承接一些别的工作来“挣钱”。
刘兆炜说：“健康教育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比如这两年的居民健康素养和控烟，还有省级财政的配套投入，再就是一些临时项目和工作经费。现在的问题是，省财政今年160万元的投入分到181个区（县），每个区（县）能拿到的很少，而中央项目只在部分区（县）开展，大部分区（县）没有这笔钱，临时项目也不稳定。基层的健康教育机构更是陷入了只有工作没有经费的窘境。”
“如果能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单列项纳入区（县）级财政预算，就能解决目前基本没有区（县）级财政投入专项经费的问题。”周永红说。
人都不够，素质高更无从谈起
李俊林说，有独立健康教育机构的市县不多，健康教育多是疾控中心下属的一个科室，可能也就一两个人，不少地方甚至没有专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而由其他科室人员兼职。加上编制所限，人手不够一直是一个大难题。
“这种人员的匮乏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刘兆炜说，“各地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人员配置也不一样。四川省如成都、自贡、泸州等市都有独立机构，且有10名左右的职工，而雅安、资阳市也就配了两三个人。”
《规范》要求，市级健康教育机构本科学历人员占50%以上，县级占35%以上。这对不少基层健康教育机构来说，目前还是难以达到的。人都不够，素质高更无从谈起。
收集、加工、整理和发布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的核心信息，开展健康危险因素和健康素养监测及相关需求与效果评估等，本为健康教育机构的主要职责，但是这些工作对于基层健康教育机构来说却很难完成。
刘兆炜说，基层的工作人员目前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并不了解大众的需求是什么，怎么开展危险因素和健康素养监测及评估。目前，四川省类似的工作基本上是慢病控制部门在做。
李俊林说，去年武汉市做居民健康素养调查，只不过5600多人的样本量，就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花费了20多万元。由此可见，要让调查和监测评估类工作开展起来，对健康教育机构来说有多难。
刘兆炜和李俊林都认为，人才队伍建设和编制的扩展都是未来健康教育机构自身发展所必须突破的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