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江苏省教育厅和省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了研究生导师选聘制度、基本权利、主要职责和管理机制等。
其中“不准安排研究生为自己(导师)‘打工’”的规定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一些学生可以从导师的“贴身小秘书”的角色中“脱身”了。
在不少高校里，由于师生之间权利的不对等，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学校监督的缺位，原本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异化成了冰冷的“劳资关系”“雇佣关系”。
许多研究生流行把导师称作“boss”“老板”，导师“理所当然”安排研究生无偿完成自己的课题，侵犯研究生的学术权益。
早在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主编了《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调查了1000多位博士、博导和博士培养单位负责人，其中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
不否认，跟着老师一起创业、做项目，确实是种难得的经历和体验，对研究生科研方法的训练以及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都会有很大帮助。毕竟，实际市场训练的效果，很多时候不是从书本或者实验室中所能达到的。
除了做课题、项目外，导师还“心安理得”地让研究生承担属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的事务，或强行安排研究生在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等。如：帮导师处理生活上的杂事，替导师代课、改卷子等等。
今年上半年，武汉理工大学一名研究生跳楼自杀，尽管校方明确指出“学校及导师暂定无责任”，然而，学生与导师扭曲的关系仍引发关注。据报道，这名导师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喊话要求，一律回答“到”，还让学生喊自己“爸爸”。
这些不健康、扭曲的师生关系，让不少学生“敢怒不敢言”，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悲剧。
事实上，现在许多国家，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是以学生的学位论文为中心的。学生在写论文的过程中，通过独立查阅资料、做调查或实验等，独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都能得到很好提升。
我读硕士研究生之时，导师从来不需要我为之做任何事，相反，在指导我的论文上费了一番功夫。自己在反复写作、修改的过程中，从大量的阅读与思考中获益良多。与跟随导师做项目学到的那些东西相比，获得的思考能力、研究能力等更利于长远发展。
要改变目前这种不良的师生关系，就需要从教学、科研等层面入手，规范导师权力，建立端正老师权力使用的制度化规范，促使建立更加对等的师生权利关系，让导师的事归导师，学生的事归学生。
否则，不仅是对于个体学生的折磨，对于整体的研究生培养、科研水平的提升都危害甚大。
从此点来看，江苏省出台的此项规定恰逢其时，但仅有纸面上的规定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将好政策落到实处，其他地区也不妨借鉴。以此为契机，整顿大学里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学校一方知识高地、道德净土，让青年学子安心做学问，为和谐的师生关系提供保障。(郭慧岩)
大学校园更是新事物活跃之地，如何利用新技术，和社会和市场保持互动，为师生提供好服务，而不是以简单化思路“一禁了之”，是值得每所高校关注的课题。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他们未必关心所购买的汽车是否环保，更关心的必然是汽车是否称心实用。而现实是，新能源车在使用及配套服务上依旧表现不佳。
谁监督、怎样监督？谁执罚、何以执罚？问到最后，真正的问题就两个：一是行规的层级太低，执行率如纸上画饼；二是低阶的规矩和混乱的现实是两层皮，监管几乎处于线
在患者信息泄露的整个环节中，买方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对买方做出有威慑力的惩戒，挖掘患者信息的犯罪活动就不会停止。不加大对他们的惩治，无疑等于养虎为患。
越是在最后的扶贫冲刺阶段，越得把好质量关，避免为了应付考核而“萝卜快了不洗泥”，衍生种种形式主义风险。扶贫不能欠帐，也不能等扶贫“完成”后再来处理烂摊子。
权力与利益相错交织，公权私化沦为了利益的工具，形成了一条黑色链条，所呈现出来的便是狡兔三窟的现实丑态。这也折射出了对非法采石的处罚力度和现实整治还存在现实缺位。
市场竞争激烈，这家餐馆有最低消费，那么消费者大可向彼处去，捍卫自身“舌尖上的选择权”，主动抵制最低消费现象。只有“用脚投票”，才能倒逼商家主动整改。
有些学校对待校园欺凌事件“重热轻冷”，对拳打脚踢、敲诈等伤害事件较为重视，而忽略了给同学取侮辱性外号等语言软暴力。可是，软暴力对孩子的自尊心和性格，伤害更大。
随着别墅的轰然倒下，类似“望重成均”这样的自我期许，或许更像是一个笑话了。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透过这种种细节，该如何约束权力？如何避免公权力成为私人蝇营狗苟的工具？
面对网约车的新生事物，尤需精准施策、对症下药，当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才能有效疏解新旧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新旧动能切换的平滑过渡。
国内数量众多的伪养生群体其实一直处于“唤不醒”的状态。确实，鉴于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诉求已经从吃饱穿暖转向了养生健康，以保证自身免受疾病困扰。
让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工具最大程度兑现价值，立法之初的工作是决定性的——以专业主义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来给出最完整、最缜密的法律方案，这是对民众对有效的定心丸。
无论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是呼应管理机构改革的初衷，公共治理都不能再停留在过去“一事一议”和“追着补漏”、疲于应付的层面，而更应多一点预见性和提前做功课的行动力。
公共安全是美好生活的标配。“吃人”的不是马路，而是穷究真相、赔偿致歉，乃至追究刑责的失责失守。公共治理现代化不应是空话，须在人命关天的公共关切上找到发力点、纾解点。
就目前来看，以切实的行动遏止手机“低头族”的举措并不太多，甚至还属于相当程度上的稀缺品。也正因为这样，对于此次河北承德设“躺式红绿灯”，仍然不失榜样和积极示范意义。
对于一所幼儿园来说，需要重构师生关系，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并进行善意的引导；而从外部看来，幼儿教育的制度规范、财政投入等需要加大力度，还幼儿园一个清净的环境。
相信今后的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财富拥有者，发起设立各种各样的科技奖项，为中国科技发展、为世界科技发展添薪助力，提升中国企业家群的整体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
逝者已矣，生者反思。防范攻击公交司机，既要立德，也应立法，只有文明与法治并重，才能让社会远离戾气、靠近理性，才能让人们放弃任性、严守规则，让悲剧不再重演。
抗抑郁药释放到生态中，让水源中含有高浓度的抗抑郁药剂，那么相当于水生生物也在服用抗抑郁药，而那些本来并无抑郁症人由于饮水和食用水生生物等，也可能会摄入抗抑郁药。
不能将治理成本全部转移给农民，甚至用简单粗暴的罚款方式来逼着农民选择更环保、但成本急剧提升的生活方式。无视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规律及路径依赖，只会激化基层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