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门日开，海外汉学论著之译介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译入数量日多，并通过新的观念思维与方法之挹注，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研究之进展。但不可否认，此中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存在的问题甚至比其他领域的翻译更多、更严重。这些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选目不平衡、译文不准确、专名翻译错误、中文文献未还原、版本选择及译注问题。应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与特殊性，以便共同努力提高海外汉学中译之水平，为国际学术交流和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国外学术著作的译介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无论是在西方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典学术名著，还是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最新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的当代学人的论著，都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了国内，并对国内学者和学术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研究(学术界一般称为“汉学”或者“中国学”研究，本文统一采用“汉学”之名)的成果，包括其理论、观点和方法，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越来越多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影响。国内多家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丛书等)、三联书店(如“海外学人丛书”以及近年开始出版的“宇文所安作品系列”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如“海外汉学丛书”、“域外汉学名著译丛”以及《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如“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以及《法国当代中国学》、《美国中国学手册》等)、学苑出版社(如《列国汉学史书系》等)以及上海远东出版社(如“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等，相继组织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国际汉学研究著作翻译丛书。其中规模较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其他出版社有关海外汉学方面的译介与出版，也时见于坊间。此外，近年来在这一方面出版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大象出版社。其“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包括“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等三个系列，架构庞大，颇为壮观。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之外，近年来，国内不少大专院校也纷纷成立了一些国际汉学领域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虽然各自的研究方向与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的是，它们都投入了相当大精力，从事国际汉学研究成果之译介。在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等相邻或相关学科，也有不少学者对国际汉学有浓厚兴趣，对国际汉学之研究与译介方面亦有所涉足。此外，介绍国际汉学之研究成果以及研析其研究方法与理论观念的论文，不仅集中见于以《世界汉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国际汉学》(大象出版社)和《汉学研究》(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专业刊物之上，也散见于其他学术刊物乃至其他报章杂志，规模可观，有人甚至称之为“热点”，或者尊之为“显学”。
总的来看，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至少，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同时也显示了国内学者努力与国际学术界进一步沟通、对话的自觉意识。无论是国际汉学成果的原原本本的翻译，还是提要钩玄的介绍，都多少从学术思维上给国内学者带来一些启发和刺激，从学术方法上带来某些更新和启迪，从学术观点上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其学术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来看，则20世纪90年代以来汹涌而至的这一轮国际汉学译介热潮，正好与80年代盛极一时的对西方哲学、美学包括文艺学等方面论著的译介相映成趣，充分反映了国内对民族本位文化研究之兴趣方兴未艾，彰显了中国学者在建设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过程中对中外学术汇流的热切期望。
国际汉学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以外语发表或出版的，因此，即使不是完整或纯粹的翻译，一般的评介或者专门的研究，都要涉及到对外语文献的翻译与理解问题。理解的深度如何，翻译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介的可信度与研究的质量。就近年出版物的情况来看，笔者以为，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相当严重，而且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损害汉学翻译的声誉，阻碍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可能郢书燕说，以讹传讹，也会对国内学术研究产生不良的影响。国际汉学研究涉及的国别之多、语种之繁，远远超出个人能力范围。因此，本文只能以个人了解及阅读较多的欧美汉学研究为限，就欧美汉学研究论著中译中所存在的问题提纲絮领，分门别类，举证说明，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注意。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国际汉学论著中译中，欧美学者论著所占比例最大。虽然，欧美汉学文献涉及多语种，其中，法语和德语的汉学文献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但是目前从英文译为中文者最多，加之个人的学识与知见有限，因此，损之又损，本文所论基本上只限于欧美汉学论著中的英文论著。最后还要说明，本文所谓中译，是广义的，主要包括单纯的翻译，也涉及少数以翻译为基础的对相关学者及其成果的评介与研究。
从整体上看，目前欧美汉学论著的译介，无论从学科领域还是从作者时代或地域分布上来说，都是极不平衡的。就学科领域而言，译入最多的论著，基本上是属于广义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史、宗教史、思想史以及近年来国外比较热门的性别研究，而有关中国文学与中国艺术研究方面的论著则译入较少。就作者的时代分布而言，大多数作者是现今仍然在世的当代汉学家，而已经过世的学者则很少进入译介者的视界。换言之，就是较多关注学界现状，而较少回顾学术历史。与时俱进，后出转精，固然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通则，但是，有一些研究著作已经成为欧美汉学史的名著或经典，其作者虽已过世，但其成果却至今没有过时。例如，去年刚刚逝世的著名汉学家霍克思(David Hawkes)对《楚辞》以及《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等。又如去世距今已二十多年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Schafer)，身前著作甚多，但除了《唐代的外来文明》一种之外，其他皆未引起学界注意 。某些著作虽然已被同类著作所取代，但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作为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著的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属于草创之作，粗浅得很，但此书早已成为欧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从研究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类著作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说，目前的汉学翻译基本上是“现在时”，而没有“过去时”。我以为，这一偏颇应亟待纠正。
就地域分布而言，被译介较多的是美国学者的论著，而其他国家的学者，特别是汉学研究比较发达的法国、德国、荷兰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则较少受到注意。例如法国现代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对于泰山的研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文献考据以及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的佛教研究，德国当代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Wagner)对中古服食风尚的研究，荷兰现代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ulik)对嵇康以及古琴等的研究，尚未引起中国学者足够的注意。
就具体书目而言，目前的译介也存在冷热不平衡的问题。总的来看，是明显缺乏整体与系统的规划，随意性大，常常是“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少数汉学名家的著作受到特别关注，甚至不止有一个版本。例如，著名学者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至少有3种中译本，而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自传也至少有两种译本，出版时间相距不远。由于不同译者或出版社之间缺乏沟通，导致重复翻译，资源浪费。各译本质量之优劣高下也差别很大。杜国清是刘若愚的学生，《中国文学理论》杜译本质量亦堪称最佳。又如，《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是杨联隍先生的一本英文论文集，这些论文于1946—1957年间发表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6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总共二百来页，算不上厚，文章不多，也都不长，可是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杨先生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领域之外，还涉及国史诸朝兴衰、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以及古代中国的人质诸问题，读来饶有趣味。这部论文集早有中文译本，即1983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国史探微》。此书收录杨先生论文l4篇，除基本上涵盖英文本《中国制度史研究》一书(只少一篇)之外，还多出了原见于杨先生的另一本英文论文集《汉学散策》(Excursions in Sinolog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的几篇文章。据杨先生自序中说，此书的选目乃至于书名，都是联经公司和余英时先生商定的，杨先生本人“抽暇看过全部译稿，很欣赏译笔之忠实畅达”；“只建议了很少数的小修改，并且增加了若干条按语补注”，至于附录中特别编制的论著目录，也“已经十得其九”。总之，杨先生对联经的这个版本不仅认可，而且相当满意。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印“新世纪万有文库”时，曾将此书引进到大陆，列入其中的“近世文化书系”，2005年，新星出版社再次印行此书。这不仅表明了出版界对杨先生学术的推崇，也是对联经版《国史探微》的充分肯定。总之，这本书在海峡两岸已有质量可靠、繁简体不同的三个版本，不必再耗费人力物力去重新翻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最近看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新的中译本《中国制度史研究》。同书异译，不仅没有后出转精，后来居上，相反，新译本篇名翻译远不及联经本简洁、准确，某些专有名词的中文回译也纰漏屡见。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新译本比联经本多了一篇《斯纨博士中国古代的食物与货币注解》，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这样一篇并不多么重要的论文，似乎大可不必重译全书。
译文不准确是不少欧美汉学论著的中译本所存在的共同问题。其主要原因无非两方面，一是译者语言能力有限，无法理解到位，或虽有理解而无法顺利地表达出来；二是译者工作态度不够认真，很多译著又没有专人校读，即有漏译或错译，也无人纠正订补。1993年，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Ebery)出版专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这是近年来有关宋代妇女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值得译介。遗憾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译本《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却问题多多，正如莉苇在书评中所指出的，译者甚至连书名都译错了，正确译法应该是《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其他错译不胜枚举。例如第25页有一句译文：“为什么男人发起女人忍耐”，初读颇不解其意，后来检核原文，所谓“发起”的原文作agitated，则此句译作“为什么男人好激动，而女人善忍耐”较好。又如，第160页、第304页“度宗(记录为1264-1274)”，实应译为“度宗(1264-1274在位)”。译者显然没有正确理解原文“r．1264-1274”中“r．”的意思，故凡是涉及皇帝在位年限的说明，本书几乎全部译错。再如，第300页将“生育”(fertility)误译作“多产”。第32页还有这样一段译文：
宋代并不是完全没有男女不分的情况。佛教的目标之一是在消除阶级和种族界限的同时消除男女界限。名为菩萨的参悟者与其说被雕得既像男又像女，不如说融合了两性特征：可以说中国艺术家在塑像时对菩萨的性别做了大胆的想像。但是即便在这里，性别特征更分明的趋势也很明显，宋代的观音菩萨塑像越来越普遍地表现为女性。
宋代并非完全不存在男女两性同体的形象。佛教的目标之一，即是在超越阶级和种族区别的同时，超越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在佛经的描述中，觉悟者菩萨的形象既非男亦非女，而是融合了两性的特征，因此，中国艺术家在描绘菩萨形象时，也经常将其性别特征表现得很含糊。但是，即使在这个地方，将两性特征区别开来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在宋代，广受大众信仰的观音菩萨越来越多被描绘为明确的女性形象。
译者大概将ambiguous sexual identity中的第一个词看成了ambitious，所以错译成了“对菩萨的性别做了大胆的想像”。对比之后不难看出，原译文与原文之间颇有距离。又如第48页有这样一句译文：“‘渭阳’指《诗》里的一首诗提到的一对甥舅，秦国康公在渭阳会见他的舅舅、晋国的文公，文公帮助他得到晋国的王位。”晋文公怎么可能帮助秦康公得到晋国的王位？太匪夷所思了。查原文为：
原来是说秦康公帮助晋文公取得晋国的王位，译者误会其意。严格地讲，帮助晋文公复国的应该说是秦穆公，而不是时为太子、在渭阳送别舅舅晋文公的秦康公。原作者在此表述不准确，译者也没有发现并指出。此类例子甚多，亦不限于此书，限于篇幅，恕不多举。
专名翻译的准确与否，其实也能反映译者对原文是否理解，是构成译文准确性的重要部分。严复当年感慨“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既突出了专名翻译的重要性，更强调了它的艰难。近年来在学术界尤其是翻译界传为笑话的几个例子，如把孟子(Mencius)音译为“孟修斯”，将《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直译作“《战争的艺术》”，将蒋介石(Chiang Kai-shek)译作“常凯申”，都与专名翻译有关。可见，汉学论著中的专名翻译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问题较多，甚至比较严重，所以这里特别析出，分类加以论列。
第一，关于人名翻译。汉学著作中的人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类人名。第一类是某些特殊身份的西洋人物姓名。一般来说，西洋人名只要根据其读音翻译就可以，如有固定译法，遵循固定译法即可。但在汉学著作中，有几种特殊身份的西洋人物姓名却是例外。一种是汉学家，另一种是从事涉华事务的西洋人，包括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等。这些人往往取有汉名，或者为其自拟，或者虽非自拟而却得到其本人认可，行之已久，约定俗成。翻译这些人名要尊重成规，尽量采用汉名，否则，轻者造成一些混乱，重者造成这些名字既有社会知名度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流失。例如，把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译为伯恩哈德·卡尔格林(Bernhard Karlgren)，把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译作戴维·克内克特格斯，虽然与正确读音有点距离，不能算大错，但至少显得不够专业。有些西洋人名拼法相似，读音相近，译者不慎加辨识，也会张冠李戴，产生讹误。例如，有一本影响颇大的译著，把翻译《晚唐诗歌》的伦敦大学教授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误作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此外，也有少数汉学家拥有两个汉名，一个为其自拟，一个虽非自拟而亦得到本人之认可，如研究中国史的汉学名家Denis Twitchett，其本人自拟汉名为杜希德，但国内学术界多数译作“崔瑞德”，据说他本人也认可，但不知他是否有点将错就错的无奈。
第二类则是华人姓名，这些姓名原来为汉字，但到了汉学论著中，通常变成以拉丁字母拼写，而拼写方案五花八门，因时、因地、因人、因方言读音而异。如果说，翻译前文所述的那些西洋人姓名，关键是找到正确的汉化方案，那么，翻译华人姓名的关键则是还原。如果华人姓名出自原书所征引的中文文献，原书又详列出处或附有中文，译者只要覆检中文文献，便不难还原其汉名。除非原作者不标文献出处，或者该文献极为罕见难得，否则，这类人名应该不易译错。遗憾的是，这一方面仍有不少错译的例子，反映出某些译者态度不认真，而且严重缺乏专业知识。有一本书居然将“庾信”、“庾开府”误译作“虞信”、“虞开府”，将“林传甲”译为“林川稼”。最不可思议的是，它还将评点《三国演义》的清初人毛宗岗译成了“毛泽东”！另一方面，如果华人姓名出自西文文献，未附汉字，则还原汉名相对要难得多。1980年代以前，在欧美汉学界普遍采用的汉字拼写方案是Wade-Giles System，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颇不相同，容易引起误会。在一篇研究诸宫调的汉学论文中，译者竟将戏曲研究名家柳无忌译成“刘武之”，即因此所致。
翻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的西文名字时，需要特别慎重。他们有的采用wade-Giles System来拼写姓名，有的采用其他的一些拼写方案，最难办的是，有时他们并不依据普通话(国语)读音，而是根据方言(粤语、客家话、厦门话)等读音，发音不易，还原更难。如著名汉学家兼翻译家刘殿爵(D．C．Lau)，其姓名经常被译错，有人译作“D．C．洛”，有人译作“劳”，著名学者陈荣捷(Chan Wing-tsit)之姓氏也常被误译为“詹”，皆因此名乃据方音拼写所致。另一方面，在海外生活的华侨华人及华裔汉学家，为了适应西方的语言环境，也为了生活和工作的方便，不仅全部将汉名改用拉丁字母拼写，有的还会将汉名缩写为字母，另起一个洋名代用，只保留姓氏全拼，中西合璧，形成诸如John C．Y．Wong(王靖宇)、James T．C．Iiu(刘子健)、James J．Y．Liu(刘若愚)之类的姓名。不熟悉欧美汉学界情况的人，往往不明所以，率尔直译，就不免弄出“王约翰”之类的译名。略有所知而不加小心，也有可能出错。有人就将研究中国历史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误译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只因二人都姓刘，且洋名相同。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华裔女性出嫁之后，又在自己的姓氏之前冠以夫姓，遂有张孙康宜、赵叶嘉莹之类的署名，某些西文论著征引文献目录中甚至只标其夫姓，汉译时若照搬不改，也容易引起误解或混淆。如夫家姓钟(？)的秦家德(Chung，Priscilla Ching)，因此被人错译成“崇青”，而德国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之妻廖天琪(Martin-Liao，Tianchi)，也就被错译成了“廖马丁”。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信息渠道的限制，某些人名(特别是某些已经作古的人物)有时很难还原。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硬译，不如存而不译，还不失为审慎阙疑的态度。例如Ngo Van Xuyet(吴文雪)这个名字，因为是越南人用的汉名，较难还原，如果暂时找不到其对应的汉字，宁可保留其西文姓名之原貌，不要硬译为恩戈·凡·许叶，以免误导读者。
第二，关于书名、篇名、报刊及出版社名称的翻译。书名、篇名所涉及的基本是汉名还原问题。在西方中国中古史研究中，于1950到1960年代陆续出版的、由加州大学卜弼德教授主编的《中国正史译丛》(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s，East Asia Studie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P，Berkeley and Los Angles)是一套重要的基础文献研究丛书。丛书中有一种，是由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罗杰斯(Michael C. Rogers，1923-)译注的《晋书·苻坚载记》(TheChronicle of Fu Chien：A Case 0f Exemplar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而《美国中国学手册》第369页译作《福建地方史》，相差实在太远了。显然，译者既没有认真考察Fu Chien的拼法，更没有核对原书。这是书名误译之例，篇名误译亦不乏其例。美国学者包弼德在其名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提出，吴筠精通道术，并引薛爱华论吴筠诗《步虚词》(Cantos on Pacing the Void)一为证，《斯文》中文本误译吴作为《玄纲论》，不仅误诗为文，混淆文体，而且令人无法覆按查考。至于中文出版社名，在西文中或采用意译，或采用Wade—Giles System拼写音译，回译时也要小心。最可笑的是有人将大陆港台三家的商务印务馆都译成了“商业出版社”！
报刊名称也是专名的一种，除了汉名还原之外，还涉及尊重历史名称和约定俗成的习惯等问题。与汉学研究相关的报刊名，在翻译时不仅有其特殊性，亦有特别的困难。这些专名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一些重要的汉学研究期刊，另一类是近代以来西人在华所办的一些西文报刊，其共同点是大多数都有中文名称，或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在翻译这些专名的时候，如果不加注意，不使用原中文报刊名，或者不遵循既有的规范，就会误导读者，或者使读者不知所云。例如MonumentaSerica是一份历史悠久的老牌汉学研究刊物，其中文刊名是《华裔学志》(“华裔”二字在此指“中国及其周边”)，而有人不了解这一历史，将此刊物名译为《档案丛刊》，暴露了其对欧美汉学历史的生疏。再如，Chinese Repository是19世纪前期在广州的西方商人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一般译为《中国丛报》，而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参考文献目录》中译作《中国宝库》，甚至还有人译为《中国博览》。《淡江评论》(Tamkang Reivew)是台湾淡江大学主办的一份重要的英文学术期刊，其作者涵盖中欧美各地，却不幸被误译成《坦岗评论》。此外，近代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的名字，如Shanghai Evening Post&Mercury(大美晚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North ChinaHerald(北华捷报)等等，诸如此类的专名翻译也要特别注意。
此外，外国来华公司，如英资公司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mpany，又译“渣甸洋行”)、美资公司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情况与此类似，如果不小心，也容易出错。
第三，其他专有名词的翻译。汉学论著涉及中国研究的各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有一些专有名词，翻译的准确与否，对于正确理解原著、推动相关学科研究影响甚大。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专有名词，业内人士耳熟能详，而圈外人则难以完整掌握。《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一段译文：“在洗澡时不仅要洗净身体，还要洗净头发。为此，官员的俸禄被称之为‘沐食’；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一个月的上甸、中旬和下旬。”所谓“沐食”，实际上应该译为“汤沐食”，正史中多见；“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等，应分别译为上浣、中浣和下浣，南宋人惯常以此指每月上、中、下旬者，宋元典籍中司空见惯。又如，《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有一句译文：“中原和南方的大城市诸如扬州和广东省”，明显不合常识，因为广东是省，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大城市。笔者没有见到原文，但基本上可以推断其原文是Canton，此词在西文中指广州，而不是广东。正确理解此词，不仅需要地理常识，还要具备一定的中外交通史知识。而将t’ien-ch’un(忝眷)、t’ien ch’i(忝戚)分别译为“贱亲”、“贱戚”，不仅不合原文读音，也反映了译者不熟悉宋代书启的用词习惯。
将西文汉学论著译为中文，还原原书所征引的中文文献，是译者必不可少的一门功课。这一工作的质量与成败，取决于译者的专业学识、工作态度及其努力程度。在这一方面，《内闱》初印本存在的问题颇为严重，多处中文文献没有还原。例如第79页有一段译文，原文中征引《事林广记》前集卷十所录《拦门诗》、《答拦门诗》，第109页引魏仲恭《朱淑真诗集序》，初印本皆未还原中文文献，重印本虽然还原，但仍有误字。应该说，还原这些中文文献，并无多少技术难度，只要找到那些并不特别难找的原书，就能解决问题。稍微有点技术难度的是，给核查到的中文原文标点，《内闱》中也经常看到标点断句的错误。例如，第47-48页将洪适《盘州文集》卷六十四《第五子昏书》点得支离破碎，可见译者昧于四六文之形式，没有读懂原文：
三世联姻旧矣。潘杨之睦，十缁讲好。惭于曷末之间，宋城之牍岂偶然。渭阳之情益深矣。伏承令女施繁有戒，是必敬从尔姑。第五子学箕未成，不能酷似其舅。爰谋泰卦用结欢盟。夸百两以盈门。初非竞侈，瞻三星之在户，行且告期。
又如第56页又将原出《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〇《祭赵闽宰》的一段四言韵文，点得不成样子。如此态度，这种水平，真是少见得很。
与《内闱》相比，《中国总论》中译本在中文文献还原方面用力甚勤，态度也较谨慎。此书《译后记》说道：“原著引用中文著作很多，尽可能按原出处回译；未能查到原文的，则据英文译出。有一些引文虽可检出其出处，但为了便于看出著者对所引原文的理解，或所引英译与原文有出入，如《诗经》、《道德经》的部分引文，则按英译之意予以译出，而不按原来中文回译。”这样处理也是审慎可取的。但是，原书所引中文诗文仍有几篇未能还原，未免美中不足。例如，《中国总论》第493-494页所译《苏蕙颂》，中文原题《拟织锦图诗》，旧题苏蕙作，译者因“不明出处”，只好“据英译再行译出”，句式或为五言，或为七言。译者已经注意到《璇玑图》(其图文见《回文类聚》卷一)，却未注意到《拟织锦图诗》(图文见《回文类聚》卷二)时，以致未能还原出正确的诗句(“君承皇诏安边戍，送君远别河桥路。含悲掩泪赠君言，莫忘恩情便长去。……”)，可谓失之眉睫。又，第479-480页有一段内容为讲解《圣谕广训》的译文，译者亦“未能查得原文”只好“据英文转译”。其实，此段文字出自王又朴《圣谕广训衍说》第七条(从“你们者些愚民，都不晓得道理，就依著他们佛书上说，……”到“假如你们不跟著《圣谕》上的教训学，止把《圣谕》念上几千遍几万遍，难道朝廷就喜欢你，给你官做，赏银子钱与你不成？”)。因原文甚长，恕不一一具录。
欧美汉学论著之中译，还要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影响较大的汉学论著，其发行量往往比较大，也就有不止一种版本，甚至版本情况相当复杂。魏理的汉诗翻译及汉学著作基本上都有多种版本。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也有1847年初版和1883年修订本，二者颇有出入。中译本正确选择以修订本为据，并认真比较了两种版本的异同，“著者在修订时删掉的句子，如果还能说明一些问题，酌情将其保留在‘译注’中”。这些译注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敬业精神，也提高了中译本的学术质量。
在汉学论著翻译中，译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除了对西洋故实应该加注之外，对原书中所存在的明显属于硬伤性质的错误也应该提出。《内闱》第252、269页将《清尊录》的作者廉布(字宣仲)误作廉宣，即属应予是正之例。至于《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第28页竟称竹林七贤“之中有一位是妇女”，第42页将张华《神女赋》当作汉赋，第45页称《齐谐记》书名取自《庄子·齐谐》，第157页称元代王士稹《西厢记》，第232页将《八洞天》解释“带有八个洞的天空”，诸如此类的错误，荦荦大端，译者不能默不作声，否则以讹传讹，似乎对读者不负责任。
此外，汉学论著的中译，还应该根据这类著作的特殊情况，相应作一些措辞变通，或者文辞删减。这些论著在西方出版，书名或篇题常常要加上“中国”字样，中译时有时可以删减，不必照搬。有些论著引中文文献，多加注其西语译本，如引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多加注章楚(Djang Chu)英文译本，这类征引有时过于累赘，也可以酌情删削。如果译者对所译论题有一定专业基础，甚或是同行专家，那么，在译完全书之后，倘能以某种方式(例如前言或后记)发表自己的译后感言，或补充材料，或就其引证及分析阐述加以评述，或发挥其论点，相信对读者、对于译本质量的提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以上论述多就目前欧美汉学论著中译中所存在的疵病提出批评，只是举例性质。这绝不是说在这些例子外便无其他疵病；更非全盘否定目前的汉学论著翻译。提出这些问题，是以肯定欧美汉学论著中译的重要性为前提的，但也希望唤起更多翻译及阅读此类论著的同行的注意。如果有更多译者不断提高自身学术修养和语言水平，增加对西方汉学历史及现状的了解，熟悉相关的专业规范，则这一特殊的翻译事业必将得到繁荣健康的发展，最终为这一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国内学术进步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