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丘书院辞世我国软骨鱼类生物学和鲨鱼营养物质研究的先行者、我国灯光捕鱼技术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附视频）
今天，他的亲人朋友将送别他。这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诸多成就中，有不少和人们的餐桌密切相关。譬如说，他是我国灯光捕鱼技术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发现我国海域沙丁鱼不止四种，而是十种；他也是我国软骨鱼类生物学和鲨鱼营养物质研究的先行者。
丘书院是江西人，1944年考入厦大生物系。当时厦大内迁长汀办学，他步行到厦大上学。
1948年，丘书院毕业，先后在厦大生物系和海洋系任教，开始海洋浮游生物学和鱼类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之路。
现在看来，丘书院成名很早——20世纪50年代中期，30岁出头的丘书院就发现了球栉水母的“口道囊”结构，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这里的背景是，当时学界对球栉水母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形态学，即显微镜观测阶段，丘书院率先采用实验室摄食观测的实验生态学方法，经过长时间连续观测，向世人展示了球栉水母的摄食过程，进而发现了隐藏在显微镜背后的构造，这为研究球栉水母的分类地位和物种进化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丘书院还凭借一项捕鱼技术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0世纪60年代，他从文献资料中发现，前苏联在灯光捕鱼技术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随即率领厦大老师与东山岛渔民合作，在国内率先开展灯光捕鱼技术的研究并取得成功，还同时开展上层鱼类生物学和趋光生理学基础研究，为提高我国的渔业产量作出巨大贡献。
丘书院以研究上层鱼类尤其是沙丁鱼类闻名。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承担农业部一个科研项目——研究我国沙丁鱼类的种类及分布情况。丘书院的开门弟子、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杨圣云教授说，他们从辽东湾开始往南采样，一直采到海南岛，等于是把中国沿海岸线都走遍了，沿路采集沙丁鱼类生物样品。
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可想而知，杨圣云说，交通很不方便，尤其是他们要到沿海渔村采样。杨圣云还记得，在海南岛时，他们是借当地公社的门板当床铺，有一次在招待所里，晚上眼睁睁地看着屋内的臭虫“排队”。丘书院当时年近60岁，但是，他不畏艰苦，三下海南岛。
杨圣云说，福尔马林、纱布、手电筒、军用水壶、蒜头、盐、咸鸭蛋，一个大铁皮箱子，便是老师的全部装备。其中，蒜头、盐、咸鸭蛋有防病功能，也有补充营养的效用，而咸鸭蛋是丘书院用自己的配额票证买来和学生分享的。
一年实地考察后，丘书院和学生终于发现，分布在我国海域的沙丁鱼不止当时学界认为的四种，而是十种。这一发现，为我国开发利用上层渔业资源作出了很大贡献。
丘书院的学生、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陈明茹教授说，他们到福建沿海采集软骨鱼类时，丘老师已经70多岁了，他照样跟着大家一起到现场，一起搬铁皮箱子。当然，这和丘书院的身体“资本”有关系，他曾经代表厦大参加厦门市乒乓球比赛，还拿了二等奖。
丘书院是学生物学的，后来投身海洋怀抱。他属于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探索者，善于发现科学前沿问题。过去，国内的渔业与水文等其他学科往往是分开研究的，丘书院根据国际上海洋生态学的发展趋势，在国内开创性地提出上升流生态系研究理念，首次在国内组织了涉及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渔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闽南-台湾浅滩上升流生态系研究”。该研究成果获得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20世纪90年代，他又根据海洋生物学及药用和营养物质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国内率先指导研究生开展软骨鱼类生物学和上层鱼类的营养物质含量研究，发现上层鱼类和软骨鱼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为海洋生物的深度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杨圣云形容自己的老师：“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学生、给学生限定死板的思路和研究方向，他总能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丘书院的女儿说，退休后，父亲会到菜市场观察鱼类组成的变化。沙丁鱼越来越少，因此丘书院只要看到沙丁鱼，就要追问人家捕鱼的地点、捕鱼工具，然后买回家煮熟，小心剔除鱼肉，再用福尔马林浸泡处理，记录骨骼的长度、重量。这些长期积累的骨骼就成为鱼类形态学和演化史研究的标本。去年4月厦大校庆，厦大为丘书院颁发了厦大最高奖“南强杰出贡献奖”，95岁的丘书院兴致勃勃地向来访记者展示自己做的金色小沙丁鱼标本。
在厦大海洋科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自己的人生底色绘以深蓝，刻苦钻研，勇于开拓，用青春与智慧书写了探索海洋的壮丽诗篇。不论是大洋之底，还是科学之巅，都布满他们的足迹。他们是灯塔，拨开迷雾，照亮了前行的方向；他们是先驱，劈波斩浪，为后辈人打开了海洋新世界，指引着科学的巨轮驶向深蓝。
有这样一位海洋人，他将年华付与海洋。他乐育英才，传递海洋科学事业的薪火；他勇拓新域，点燃了我国鱼类学、上升流生态系统、球栉水母等研究领域的星光。他就是海洋生物学家厦门大学丘书院教授，今天让我们走进他的海洋探索之路。
1944年，时年20岁的丘书院从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省于都县出发，徒步前往当时因战火而内迁福建山城长汀办学的厦门大学。那时的他未曾料到，今后的七十多年将从此与厦门大学、与厦大海洋结下不解之缘。
而我们，能从厦门大学2019年“南强杰出贡献奖”颁奖现场及颁奖词窥见这段悠长岁月的浪漫——“丘书院教授，我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七十一年来，他潜心海洋鱼类学和海洋浮游生物学的教学科研，是我国上升流生态系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编写的鱼类学讲义是国内鱼类海洋学的第一本教材，全程参与的福建鱼类志是国内第一本地方性海洋鱼类志。他爱书惜书不唯书，不断书写海洋新发现，创新采用实验生态学的方法，发现了球栉水母的口道囊结构，填补了历史空白；在国内率先进行灯光捕鱼技术的研究并取得成功，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淡泊名利、乐育英才，他的故事永远散发着浓浓的墨香，那是书院特有的墨香。”
丘书院先生就读本科的前两年，即1944年至1946年，彼时正值全国抗日战争的决胜时期，烽火硝烟下，厦门大学在长汀办学的时间堪堪迈过7年门槛，依然没有丝毫退缩而愈久弥坚。无怪后来有评论说，厦门大学成为当时粤汉铁路线以东仅有的国立大学，也是当时最接近战区的国立大学，无愧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撑起中华民族高等教育的东南半壁。
这种自强不息、坚毅卓绝的办学精神感染着、激励着每一位师生——“厦大同学可说大部分都是敬惜光阴爱书如命的英雄好汉，无论上课或节假，无论在图书馆或野外，你常可发现他们不是在温习功课，便是在阅读书报，这种勤勉的风气是造成厦大声誉的主要原因。”当年“长汀校区”虽然简陋，但厦大学子刻苦攻读的场景给丘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轻时在厦大的求学经历，不仅塑造了丘书院扎实勤勉的学习态度，同时也成为他与海洋结缘的最初见证：在这里，他听到了生动有趣的“海洋第一课”，遇到了唐世凤、郑重先生等前辈，并在其启蒙指导下对海洋科学尤其是海洋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正是在这些老前辈的努力筹备下，1946年，中国最早的海洋学系和海洋研究所在厦门大学创立，这是后来人们称厦大为“蓝色摇篮”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丘先生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海洋系助教，也为后来的一切写下伏笔。
躬行实践，现场的线年毕业后，丘先生在工作之初就取得了他科研生涯中第一个突破性的成果——球栉水母的“口道囊”结构的发现。当时学界对球栉水母的“口道囊”结构的研究普遍采用显微镜目测方法，而丘先生创新性地采用了进食观测的实验生态学方法，经过长时间的连续观测，向世人展示了球栉水母的进食过程，进而发现了隐藏在显微镜背后的水母构造。这一研究成果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
80年代，已近花甲之年的丘先生为了厘清我国沙丁鱼类的类型及分布情况，带着学生亲自从辽东湾沿着中国东部海岸线一直到南端的海南岛，沿路采集沙丁鱼类生物样品。丘先生的开门弟子，厦门大学杨圣云教授回忆起那时候和丘先生一起走南闯北采样的过程仍感慨万千：“福尔马林、纱布、手电筒、军用水壶、蒜头、盐、咸鸭蛋，一个大铁皮箱子，这些便是当时丘先生全国采样的全部装备。即使住宿、交通、实验条件都十分简陋不便，但丘先生十分注重现场，从不放弃。”在历时整整两年的实地考察后，丘先生确认分布在我国海域的沙丁鱼远不止当时学界认为的4种，而是10种——这一发现，为拓展我国的鱼类学内容，开发上层渔业资源利用做出了很大贡献。
作为厦大海洋学科的继承人和创新者，丘先生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海洋浮游生物学、海洋鱼类形态学、分类学、生物学、鱼类资源、海洋渔业及渔业史等多个领域，且在各个领域都有不菲成果，这源于他对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远见卓识和国际视野，且善于将其转化为对自身研究具建设性的方向和内容。
丘先生还在国内开创性地提出上升流生态系研究理念，这便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现实案例。过去，国内的水文与渔业往往是分开研究的，丘先生与海洋所等多家单位共同合作，促进了非洲西海岸上升流与鱼类之间关系研究的发展。80年代初，他还作为我国的唯一代表，参加在西班牙召开的“上升流生态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扎实的基础知识、重视现场的教学理念、广阔的科学视野，这些丘先生自己身上的闪光品质，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们。也因此，学生们提起丘先生无一不感叹他对学生教导之耐心与关怀之深切。
从教七十一年，从助教到教授，无论职衔如何变化，他一直是学生眼中亲切的老师，也是受人尊敬的长辈。厦门大学李少菁教授对此表示：“丘老师应当说是一个很博学的老师，他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对我帮助也是很大的。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一直是很好地保持着，我对他是很尊重的。”在厦门大学陈明茹教授的心目中，丘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很严谨、善钻研，而且他尊重同事、爱护学生、与人为善，总是很正面肯定别人的优点。
作为导师，丘先生非常善于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能力，注重书本知识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积极引导学生寻找感兴趣的研究方向。陈明茹教授回忆起和丘先生一起去野外调查的经历，十分感慨：“我们那时候要到福建沿海采集软骨鱼类的样品，当时丘先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每次他都坚持和我们一起去，一起抬装标本的沉重铁皮箱子。担心大家体力不好，他还会准备好点心，他对学生既有学术上的认真，又有生活当中的关照和体贴。”杨圣云教授也表示，丘先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学生、给学生限定死板的思路方向，他总能充分发挥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丘先生从事海洋鱼类学的研究，但凡与之相关的书籍，他几乎都收之麾下。解放前国内有关鱼类学的书籍非常之少，很多书籍只能依靠摘抄和翻译，丘书院至今还留有这些书籍的手抄版本，细致到每幅插图都完整地保留。几次搬家，他也用最大的努力做好书籍的搬迁工作，甚至还详细地做了书籍搬迁目录。他的家人都知道，“这些书都是他的宝贝，那些标本，哪怕只是片段，他都要留着。几次搬家，他都要一一点清楚，摆整齐。”如今，丘先生年事已高，记性大不如从前，但他仍能凭着自己对书本的熟悉和分类准确地找到想要的书籍，哪怕是在眼睛重影看不清的时候。
丘先生现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但当他翻看起老旧的相册以及亲手编写的书籍资料时，这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精神抖擞、两眼发亮，仿佛重新回到意气风发、为学术和科研到处奔波的年轻时候。亲手制作的鱼类骨骼标本和满书柜的古旧书籍资料，好像在和过去几十年的科学研究生涯相互映证，状似平静地讲述着金色的回忆里不断奔走的年年岁岁。
七十多年求学与科研之路，丘书院将青年、中年、老年时光都付与了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点点滴滴，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迹，成为海上绚丽的浪花。一辈人的故事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读懂这一辈人的“千磨万击还坚劲”，就是读懂新中国的奋斗七十年；读懂厦大海洋生物学的发展史，就是读懂新中国七十年发展的壮美画卷。
来源：厦门日报 佘峥 欧阳桂莲 原题：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丘书院辞世 曾三下海南岛；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李妍彦、沈雅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