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研究中，我们经常需要患者的知情同意才能纳入研究对象。因此患者是否听懂了我们的研究，有多少患者愿意参与，直接关系到研究选择偏倚的大小。我们总是希望在符合伦理的前提下，患者的应答率越高越好。为了满足充分告知的目的，在进行知情同意告知和签署的过程之前，会提前准备清洗而精炼的。在进行谈话时，给患者阅读知情同意书并进行简要说明。这就够了么？
让我们想想买床的故事，之前没有下手的那么多家具店中，对我所做的正是按数说明，大不了在加上简单机械的劝说“我们质量很好！给您最好的价格！”。但是效果又如何呢？在转过的5次中，平均每次会看3个品牌，总共15个品牌看下来，成功率为0%。
如果我们能像销售大哥一样与研究对象沟通，情形会怎样呢？我想对于多数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他们既不需要付出高额的费用，也不会面临巨大的利益损失，肯定会想“我和医生/研究者聊得这么开心，为什么不配合他一下呢？”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否愿意花时间参与某件事，可能并不仅仅是通过利益来判断的。这一现象已经在很多行为经济学的实验中被反复验证过了；其中有一些甚至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改善研究对象的体验，避免机械的知情同意，可能会极大的改善研究的应答率和样本代表性。对于这一点，很多常年和患者沟通的资深，在研究中可能会比医生做得更好。
这里面涵盖了两部分内容，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依从性，在提高应答率的同时，应该也解决了研究对象依从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参与临床研究的其他研究者，是否按照研究方案严格执行。为了确保参与研究的其他研究者能够按方案执行，我们通常会采用两个手段：编写并发放包含诸多说明和SOP的研究者手册；进行统一的研究者培训。从的例子，我们也可以把研究参与者放到消费者的上考虑，为了提高其依从性，我们可能还需要考虑除了机械的手册和培训干预之外，其他的研究者教育模式。比如更重视体验良好的情景模拟培训；引入的方式探讨研究参与者的需求，避免白白让其付出劳动（当研究给他的回报与他的需求不一致时，此时回报并没有实际意义）。通过这样更人性化的培训，我猜想具有人性基本特征的研究参与者，也会最终拜倒在PI周围，俯首称臣。
我们通常会认为，医学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任何或知识是否被大家接受，只与研究的结论和真实性相关。如果我们有了足够的，大家没有道理不接受这一认识。但实际上是这样么？我们看到很多好的结论并不能迅速的应用到临床中，其中有不少结论，虽然研究充分，等级较高，但是却和大家的常规认识不一致，因此不断有临床专家试图挑战这一结果。
这一情景简直和我看到1万2那张床的时候一模一样。分左右的床垫可能会让人觉得睡在中间会不舒服、超纤皮这种人造材料不环保，这样的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中。当一般的销售人员告诉我“我们经过特殊处理，你睡上去既不会不舒服，也不会中毒”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相信他们。而销售大哥则不是，他通过很平常的闲聊，提到了他自己对这些材料的认识，甚至说到了他在其他家具选择中的经验。这些看似无关的背景信息，让我们变得更相信他的专业认识。其次对于这些材料只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让我们亲身尝试，避免了简单反复的重复“舒服、无毒”这两个结论。最终正式这样的过程，成功的让我们接受了“舒服、无毒”这两个被“循证家具制造学”所了的结论。
在我们进行循证临床实践，并试图推广自己的优秀研究结论时，是否也应该借鉴他的经验呢？我觉得有必要。相对一个娓娓道来的循证医学专家，我想没有人会认为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的表述会被人们愉快的接受。
每当销售大哥从我们身上找不到突破口的时候，他都会先放下我们双方紧张的神经，把思绪从当下的话题中转开。而恰恰是在看似无关的谈话中，即磨去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又随时可能在谈话中找到新的灵感，总之不要冷场就对了。
同样，临床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解决某一个确切的临床问题服务。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径可能并不一致。有的时候实在无解，倒是不妨先不要僵持在一条死上。多看看其他的研究，或者开始一个可能存在某些联系的课题。一方面不要让自己闲下来，保持大脑不断的在思考问题，至少是在我们的困难周边探索；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其他研究，甚至是他人的研究中突然找到可供借鉴的方法和结论。总之，多思考，即便找不到答案也保持知识的更新，总是能碰上机会的。而一旦停下来，再启动就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