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科技部一个通知，相当于在学术界这个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块巨石，波澜翻腾，学术评价出现颠覆性变化。“SCI至上”最终被破除，检索工具变成学术评价的异化现象得以拨乱反正。许多人认为这将使科技界原来被抑制了的那部分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助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可谓学术界一个重大事件。
那么，“SCI至上”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破除“SCI至上”又经历怎样的历程？名为透镜，对此自然也要透视一下。至于能否透视清楚，是否有人捧场，此文是否卡掉则是另外一回事，至少自己可以释疑解惑。这不是宅家吗，消磨一下时间，锻炼一下脑子，也不算坏事啊。
提前声明一下，文中鲜少笔者观点，几乎全为亲历者之言。由于一个人搜索整理资料不易，必然是挂一漏万，还请知情者补充指正。
2019年11月21日，人民政协网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以SCI论英雄，爱因斯坦、陈景润们会是英雄吗？”当时本号写了一贴，结果被卡掉了。看来，“SCI至上”影响之深之广，现实当中确实有许多拥趸者。这是题外话。
上世纪80年代，某所著名大学物理学系率先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要以此作为衡量物理系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之一。
当时，科技事业刚刚复兴，如何评价科技绩效，是一个既紧迫又全新的问题。从国际上来看，如果听不到我们在国际刊物上发出的声音，中国科学工作者就不被世人了解。于是，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大学校领导的支持，成为引入SCI指标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国内第一家高校。
程津培院士对此的评价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通过简单的数量考核，可以避免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还能绕开很多难以处理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使科研评价更趋于客观公正。
程津培院士还认为，这个指标体系的风向标作用，多少促进了中国学术文章数量的快速增加和某种程度的水平提高。SCI文章的增多，对国家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起到了最初设想的促进作用。
2019年8月7日，《中国科学报》有一篇文章《为何要坚决扭转“SCI至上”局面》。作者樊秀娣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她也认为，撰写与发表SCI论文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既展现了自身才华，也了解了国际现状，为此，把它视为中国教育科技融入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毫不为过。
2006年3月出版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有一篇《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文中也认为，把在国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目标，引进了SCI，这对一当时改变坐井观天的风气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1）2000年。程津培院士透露：到了2000年，我渐渐看到，做科学仪器的科研人员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喜欢“短平快”直奔SCI而去。看到这种趋势后，2003年科技部开始着手进行改革，联合五部门发布了《科学技术评价办法》。主要是针对一刀切，提出了分类评价的若干原则。因为，SCI指标常常与物质和名分等利益直接挂钩，其负面效应日趋凸显，多年来一直备受各界诟病。
（2）2005年。2005年12月，杨玉圣（学术批评网掌门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SCI现象，主要的体现在大学里面，北大、清华这样最牛的学校都这么重视，何况其他的学校。（攀比SCI论文）现象引发了一个恶性竞争，不是凭学术实力和学术贡献，而是评所谓的排名，评数量化。
他还说，引入SCI作为工具可以，但是作为标准，把它当作唯一的标准，没有两篇以上就不行，高校一律跟进，引起两个后果，第一数量化，第二、金钱刺激。当年给的钱不多，给一千。大家知道，80年代末一千就够多了。这样，SCI本来非常好的参照工具，到了中国异化成唯一的工具。
（3）2006年。2006年3月出版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第2期第2卷有一篇《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文中谈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大学率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后，国内学术界竞相模仿，将SCI文章的多少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于是，中国被SCI收录的论文的数量迅速上升，职称评定、研究生毕业、评奖、经费申请及至院士评选都与SCI挂钩，SCI目前已经成为衡量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学术水平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尺度。
（4）2012年。2012年09月07日，《新快报》有一篇报道《中国发在SCI上论文85%都是垃圾》。文中报道，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教授、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跃生在广州论坛专家集体访谈会上吐槽：
“现在的大学老师没有两三篇SCI，没有达到一定的影响因子，想评职称是没门的。我们太过于看重国外这种评价体系了，太在乎一个老师SCI论文的数量。SCI在中国已演变成一个（学术）毒瘤！”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临床解剖学研究所所长钟世镇在周围神经缺损修复材料“神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科技界最近几年有点“崇洋媚外”，评价科研结果一定用SCI，要在SCI中发表论文才算数，在中国发表的不算。“实际上，我们用SCI对外交流是对的，我们要跟国际接轨，但过多的就不对了。我们目前在SCI上的论文，在全世界中已经是排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总数相差不远。”“但是，我们发表在SCI上有用的论文却寥寥无几，15%都不够，另外85%都是垃圾论文——就是发表一篇论文，有点创新，讲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有了个试验数据，那就说是创新了。”
（5）2015年。2015年01月21日，医学界杂志有一篇文章《院长：骂归骂，SCI该写还得写》。作者是段涛，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
文中说：这些年SCI文章成了绝大多数医生头上的一座大山和心头之痛，大家都是SCI的受害者。SCI文章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被中国的歪嘴和尚念歪了。文中列出了“SCI的至上的恶果”：
把SCI文章当成衡量人才最重要的标准：这种畸形的考核机制催生了不少只会写SCI文章、不怎么会看病的Paper Doctor；导致一些只会写SCI文章、开刀不咋地的人做手术科室的主任；导致真正有影响力的临床专家（“临床影响因子”高的人）无法入选“优秀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才”，因为TA们的“SCI影响因子”不够高，而入选的是往往是临床同行都没怎么听说过或并不认可的人，因为TA们的“SCI影响因子”高。
“SCI至上”把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的身价炒得畸高：对于做基础研究的人来讲，在实验室做研究发SCI文章是TA们的主业，对于临床医生来讲，看病手术是主业，做研究发SCI文章是业余。现在对两种人的考核标准和要求是一样的，都是SCI文章和科研基金。这就像让专业的足球运动员与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比赛乒乓球一样，是很荒唐和很不公平的。
很多大学和医院都在相互挖墙脚、抢人才，因此SCI文章多影响因子高，特别是在（CNS，Cell,Nature,Science）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就炙手可热，转会身价被炒得畸高，而SCI文章不咋地的真正临床高手的身价却抬不上去，因为一般情况下转会费的身价是按照SCI的影响因子来计算的。
当然，SCI至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恶果。例如论文造假，也催生了很多SCI文章的写作枪手公司；临床医生放下看病人不看，天天到实验室去弄老鼠；临床做得好没有SCI文章的医生无法获得职称晋升等。
（6）2019年7月。2019年07月28日，网上有报道《陆大道院士：中国科研被SCI严重支配，带来10大严重影响！》 。文中说，经济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教授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科研资金、方向正被西方国家的SCI所支配，我们的科研人员贫于创新、贫于思想！”巨额投入带来了低产出，以SCI论英雄、论人才、论业绩，这类量化指标的局限性、欺骗性已开始暴露出来。文中列举了十个问题。
（1）科技人才价值观被扭曲；（2）“紧跟”与照搬“国际前沿”，学术思想固化在西方的框架与模式之中；（3）科研有机体（科研院所）普遍“超重”，内部组织涣散，缺乏创新活力；（4）脱离实际，离开国家需求；（5）专注的科学研究精神正在丧失，学术带头人整年疲于奔命；（6）科学工作者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损害；（7）“论文挂帅”已形成了庞大的价值网络；（8）我国科技界的人才选拔与资金投向是否受到SCI的间接支配？（9）论文已经成为部分科教管理者手中的权力与“武器”；（10）我们为何遗忘了“敬业与忠诚”：科学家精神的精髓？
（7）2019年8月。2019年8月7日，《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发表樊秀娣的文章《为何要坚决扭转“SCI至上”局面》。作者樊秀娣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末尾注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文中说：
本文的“SCI至上”是指SCI论文（SCI论文，即被SCI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在教育科研管理与评价体系里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说得更明确些，就是“SCI至上”导致广大教育科研人员把工作的主要精力和目标放在了发表SCI论文上，这给国家教育科技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已日趋显现。
首先，“SCI至上”对于工程科技领域的发展极为不利。以“SCI至上”的标准来评价工程学科成果，打个形象点儿的比方，就好比要求画国画的画师拿出油画作品去参评一样。
其次，“SCI至上”妨碍了其它优秀学术成果被发现及推广。中国老一辈学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的至高荣誉，长期奋战在祖国建设第一线，为国家教育科技和经济民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那些关注实际应用的科技论文大多数上不了SCI期刊，但这并不表示其学术水平和实际贡献不如SCI论文。
中国桥梁科技事业创造出一个个世界奇迹，但这类工程科技案例的论文不适合发表在SCI期刊上，而应该发表在适合它的EI（美国《工程索引》The Engineering Index）等期刊上。客观上中国的这些工程科技成果以及其背后的科学家也正是通过EI等期刊上的国际交流，得到了世界同行由衷的认可和尊重。这一事例也说明“SCI至上”逻辑与事实相悖，无科学依据。
最后，“SCI至上”会导致国家教育科研资源大量流失或浪费。在“SCI至上”的评价体系里，只要贴上SCI期刊（尤其是高影响因子期刊）标签的论文俨然就是上等的学术成果。在如此偏颇的价值观念主导下，各种荒唐举动也不足为奇：招聘“海归”人才就是用于发表SCI论文，其它什么都不用干；假借国际合作之名，向外方人员提供科研经费，其实质就是花钱买入SCI论文；涉嫌SCI论文的重大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事件也为数不少，代笔、买卖SCI论文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大量的国家教育科研经费付诸东流；更严重的是，纯粹追求SCI论文数量，严重侵占了教师教书育人、医生看病救人的时间和精力。
（1）2003年。根据程津培院士透露的情况，各方于2003年开始，就针对“SCI至上”的问题进行纠偏，发出了两个文件《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科学技术评价办法》。主要是针对一刀切，提出了分类评价的若干原则。
（2）2006年。2006年3月发表的《从SCI反思中国的学术评价体制”》一文，提出如下建议：区分不同学科领域（生物科学领域与信息科学领域不能放在一起评议），重视顶级国际会议（信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领域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般不是SCI论文），注重影响力（看论文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取消博士生必须发表SCI论文的规定，重视同行评议（小同行，麻省理工学院很少有人发表论文，非常重视的文章经常出现在技术报告上，同行认可即可，不依靠别人）。
（3）2012年。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教授、广东省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跃生指出，如果这种评价体系不改变，大学老师等就不敢到企业做发明，就会遏制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临床解剖学研究所所长钟世镇院士大声疾呼，希望任何的学术研究都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2015年。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提出，SCI文章多并不说明TA是好医生，但是SCI文章多的人也可以是好医生，只会做临床不会写文章（特别是没有SCI文章）的医生肯定不是最好的医生。SCI写得好，临床也做得好的医生并不少见，所以我们不能将SCI文章和好医生简单地对立起来。
评价好医生应该以临床指标为主：患者数量，患者中疑难危重复杂病例的比例，患者安全与质量，本专业核心技术和新技术的开展，患者满意度等，当然还要加上SCI特别是临床SCI文章的数量，除非你说我选择只做一个单纯的临床医生（Physician），不想在三级甲等大学附属医院做教授（Physician Scientist）。
（5）2017年。程津培院士透露：到了2017年，政协委员对改革科技评价体系的呼声更加迫切，在全国政协层面经由一系列活动凝聚而更加集中。当年教科文卫等专委会组织有若干次相关会议，又由全国政协组织了一系列相关调研，形成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再经由主席会议决定，上升成为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
（6）2019年。樊秀娣在《为何要坚决扭转“SCI至上”局面》中认为，学术评价中的“SCI至上”局面必将扭转。不客气地说，“SCI至上”是教育科研管理与评价急功近利的产物。希望SCI期刊更多回归学术成果展现、交流功能，SCI工具更多回归论文检索、分析等科学计量功能。
（7）2020年。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
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鼓励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现提出以下意见。
意见明确指出，SCI是科技文献索引系统，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SCI论文相关指标已成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的核心指标，使得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科技创新出现了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和急功近利等问题。
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价、规范各类评价活动、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扭转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树立正确政策导向等措施。
从上可以看出，“SCI至上”从2000年左右形成并被学术界人士发现，不少专业学者呼吁进行纠正，2020年2月被紧急叫停，前后历时20年。从20年间学者们的观点看，反对的是“至上”而不是“SCI”，反对的是评价标准搞“论文一刀”而不是论文本身，反对的是论文与利益直接挂钩而不是科研人员写论文。
“SCI至上”之所以形成，也许是历史的局限性，也许是另有原因。同样道理，“SCI至上”能够持续20年，也应该是包括历史局限性在内的诸多复杂原因造成的。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追究什么，而是让人们变得更加聪明，不再重蹈覆辙。你说，这种理解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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