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其国院士的另一番话，则是对科学家们身上这种精神之源的注解：“光在SCI（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上发表文章是不够的，要真正对国家的发展做贡献。也许到美国去，待几年，十几篇文章就写出来了，但是国家的粮食问题呢？中国特色农业的发展问题呢？只有结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做出来的成绩才是中国科学家真正的奉献。如果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搞农业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不能为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那些论文有啥用？”
院士“扎堆”在封丘很常见——2006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与李振声、赵其国、朱兆良等院士考察封丘农田。试验站供图
已经84岁高龄的李振声院士，至今仍在封丘有块小麦育种试验田，虽然他在2006年获得了中国科技界最高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早已功成名就，但仍在祖国各地的试验田间奔波。
“他只要一来，不会住新乡市里的高级宾馆，一定要住在封丘的试验站里，为的就是能一早起来就下地去看。每次他来，我就老早给他备好一把铁锹、一沓白纸和一支笔。”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周凌云先生说。
周凌云还记得2009年2月初，适逢北方大旱，李老和老伴一起从北京急匆匆地赶到封丘试验站考察旱情。当天晚上吃饭，才知道正逢李老生日，饭店随后专门给李老准备了鲜花，过了一次简单而又特别的生日。
回望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年，科研人员在封丘始终保持着一切以科研为重、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因此，深得封丘以及河南人的信任与爱戴。
“南京土壤研究所的专家几乎没有人没到封丘来过，有的人把一辈子都奉献在封丘了，比如傅积平和俞仁培，来封丘时还是小伙子、大姑娘，离开时已经是老人了。还有朱兆良院士，在村里搞试验，经常打一个光脚站在稻田里；水生所几位专家在曹岗的湖里亲自给鱼治病，都是很艰苦的。他们为科学奉献、为封丘奉献的精神，真是很感人。他们从大城市到我们这个比较贫困的地方来工作，我很佩服他们。”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抓农业工作的原封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叙让先生，离世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赵其国院士的另一番话，则是对科学家们身上这种精神之源的注解：“光在SCI（世界著名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上发表文章是不够的，要真正对国家的发展做贡献。也许到美国去，待几年，十几篇文章就写出来了，但是国家的粮食问题呢？中国特色农业的发展问题呢？只有结合我国社会的需求、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做出来的成绩才是中国科学家真正的奉献。如果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搞农业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不能为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那些论文有啥用？”
这些话语发自肺腑，也振聋发聩，回望整个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年，不正是科技不固步于纸面，主动介入生产的完美结合吗？
1987年至1990年，身为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的赵其国每年有7个月待在封丘，不仅所里的人都“被迫”从南京转来封丘办公，封丘县委书记也被他拉在一起办公。
赵其国先生有着强烈的使命感：“我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在那里搞了五六个万亩试验区，每个一万亩代表了一个试验区类型，有盐土、沙土、砂礓土、沼泽土等，每个都要做出样子才能推广。我当所长，这里的粮食上不去，我也交代不了。”
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还都不发达，赵老还记得，有次为规划提供参考，需要用遥感飞机照相。为了给天上的飞机指示位置，所里发动上百人在地面上点火把，之后，再把一张张照片拼起来构成一幅图，指挥规划。
所里的人员都住在万亩试验区，房子根本不够住，有的人睡在床上，有的人睡在桌子上或者地上，还有人就在试验田边搭棚子住。交通也是个考验人的难题，大路上还能两人共用一辆自行车，到田里就只能靠两个脚板了，他们把馒头背在身上，就像军事化的部队一样。
不只是吃苦，建万亩试验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傅积平先生回忆，当时正好国家要求执行“六十条土地政策”，对土地包产到户，不能轻易改变，而万亩试验区，避免不了要把农民承包的土地连成片，因此有人担心这样“违背六十条”，要担政治责任，傅积平也捏了一把汗。但最终还是决定要冒一冒风险，在封丘潘店、小集、屯里、段堤四个大队顶着压力做成了万亩试验区。
如今，土地流转再稀松平常不过，而后来的产粮结果也当然证明，这种冒险是值得的。
还有一件事，很多人还记得试验区曾发生过“两条路线的斗争”。当时有同志认为，“六五科技攻关”要求3年内把粮食产量搞上去，这个目标很紧迫，所有经费应该全部用来买肥料，把肥料分给农民，产量不就上去了吗？傅积平并不认同，虽然中低产田的治理到了后期，土壤改善后对肥料有很大依赖，但完全靠肥料来“轰”产量，这不是作弊吗？
“如果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科学院就完蛋了”，只靠化肥不一定就能保证高产，万一遇到旱年呢？光有肥料，没有水能增产吗？中科院在封丘这么多年的经验恰好说明，要改善中低产田，必须走综合治理的路，农田水利综合措施一起搞才能持久。
如今，想在封丘找到一块盐碱地是不可能的了，封丘的粮食产量也比上世纪80年代提高了许多倍，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丰产区，驱车沿着黄河大堤行驶，不时能见各种高效农业示范区的大牌子。
经过20多年的综合开发，至2011年时，封丘已经治理土地64.66万亩，产量大幅提高，成为全省24个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之一。当年，虽然遭受1951年以来的最大旱灾，小麦的长势仍比往年好，得益于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亩产仍能有1000多斤。
在完成了中低产田改造的任务，并将封丘模式推广到全省以及省外更多土地上之后，科学家们的任务也发生了改变。如今，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试验站除了完成日常的科技攻关项目，帮助农民高产、增收成为新的目标。
在周凌云先生的笔记本电脑里，存满了诸如黑莓、金银花和树莓栽培技术的讲座课件，虽然承担着繁重的站内管理事务和科研任务，他还是坚持不定期下乡给农民讲种植课。在试验站等科研机构的帮助下，封丘已经用十年时
间建成了15万亩金银花基地，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金银花基地，封丘也被认定为金银花原产地；就在最近，经济价值颇高的树莓，也在试验站的技术支持下，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种植。
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两次视察封丘站科研团队，并对该站几代科技人长期以来发扬“科学、吃苦、奉献、合作”的黄淮海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与肯定。
回望中科院在封丘工作50年，历史厚重，成就辉煌。这是一批批科研单位、一批批农业科学家为这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数三分之一的国家的粮食问题长年累月地忘我奉献才取得的成绩。他们在国家和百姓最困难的时刻，抛家别舍到最穷困的地方工作而不图名利，一心一意，老百姓的一碗热水，一句谢谢就让他们心满意足。而今，更年轻的一代科技工作者，仍然坚守着黄淮海大地，守卫着国家粮食长城的安全。
“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追求真理、勇攀高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淡泊名利、团结协作；实事求是、科学民主”，这是四十字的“中科院精神”——从上世纪60年代起至今，一代代在封丘挥洒奉献青春的科研人员们，无愧于斯。 （全文完）
感谢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赵硕先生、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席荣珖先生及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