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SCI，即《科学引文索引》)之所以被称为“核心”，是因为它刊发的文章在质量上一般都是上乘的，转载和引用率都比较高。因此，许多高等院校便作出硬性规定：教师评定职称、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在核心期刊或其他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作为依据。
数量有限的核心期刊，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许多核心期刊不再以论文质量为核心，而是根据付费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刊用。对这种给钱就刊用，不给钱即使优秀的论文也不用的“核心期刊”，有学者指斥为“文化妓女”。
一开始是60多页，后来扩到80多页还是不够用，现在扩到了120页。去年一个页码收1000元版面费，今年提高到1500元，还是有很多论文积压几个月都刊发不出来。对提价的原因，解释是由市场决定的。“一本杂志如果每期只能刊发50篇论文，却有1000篇等着刊发，当然要提高价格。” “现在核心期刊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规规矩矩明码实价。”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估算：现在国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80万，按规定每个人要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计算下来全部论文数量相当惊人。
目前，我国大多数普通高等院校要求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否则不能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清华大学教授万锦堃见到这样的例子：一位研究生为了完成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任务，靠卖血交纳了“版面费”。
“现在核心期刊出现一种怪现象，即核心期刊的副刊――专门刊登硕士论文，每篇文章登多少字需要多少钱，都是规规矩矩明码实价。”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估算：现在国内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80万，按规定每个人要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才能毕业，计算下来全部论文数量相当惊人。
目前，在全国众多高等院校，各种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已经成为行政部门管理的重要基矗这种考核与每一个人的利益“挂钩”：对个人来说，直接涉及毕业成绩、职称、科研经费；对单位和各级领导，则意味着政绩和升迁。这些量化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
“想晋升教授，如果没有几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你的工作再出色，能力再高，也是白搭。”北京理工大学一位教师认为，论文以数量论英雄的考核体系，是论文粗制滥造、催生网上论文“枪手”的主要原因。
不合理的核心期刊评价方式滋生了种种学术不良现象。为了增加论文数量，有些学者在国外的刊物上一稿多投，然后又翻译成中文拿到国内刊物上发表。据报道，一位工业大学的教授，竟然一稿十几投，甚至连论文的题目都不改。片面追求论文“量”的增长，势必影响论文的质量。为了评职称或者拿到科研项目经费，有的大学老师也加入了抄袭造假的行列。
北京某重点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批评有些学生拼凑论文应付毕业，是对自己的未来不负责。有学生说：现在有的老师不是也在抄袭剽窃吗？面对学生的反问，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严肃地告诉他们：“一个老师的造假行为，比100个学生造假影响还恶劣。”
版面费的出现，源于制度对论文的硬性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为学术期刊提供了交易的机会。当学术期刊变成交易工具，发表也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交易行为，这其实是严重的学术腐败。当我们无力支付论文版面费的时候，论文也就变成了一把杀人的刀。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明明知道这种论文就是花钱买来的赝品，却偏偏把它们当作“宝”，结果助长了学术期刊卖版面的恶行，也让学子不得不跟着花钱买论文的风向转，这实在是学术的悲哀，体制的悲哀。
“吸血”的核心期刊别成了“黑心期刊”！收钱发论文，早已不稀奇。如今市场经济，却被一些人简单地理解为“不择手段赚钱”。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规则经济，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被无情颠覆的时候，人的心理就容易被扭曲变形，畸形的黑心的赚钱方式也就产生了。我觉得，核心期刊要么就放开，真的让市场来完善它，要么就管起来和养起来，不能像现在这样不伦不类，又想做核心期刊，又想捞钱。还有，核心期刊发文才能拿文凭的规定也该改了，让那么多研究生往有限的核心期刊上去挤，能不自相残杀吗？
受功利的影响，一些非核心期刊出现伪劣的论文，似乎可以原谅，而在国家认同的核心期刊上刊发大量水货论文，显然是不道德的。北京某知名大学一位文科院系的副教授很无奈地表示，现在老师们既有重奖的刺激，又有考核目标的约束，压力非常大。每天为完成年度考评与达到职称评定标准的数量拼命地写文章、编书，这中间很多东西都是以东拼西凑的方式弄出来的，说得不客气一点就是在批量生产“知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