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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6日起，陆续发布吕启祥在纸媒图书报刊上发表的论著等目录。这些也将无偿捐赠给我的家乡主管单位。
吕启祥文《学术著作的上乘境界》，《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A)，第68-73页，写于2005年1月30日。并载吕启祥著《红楼梦会心录》第406-413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增订版。
蔡义江先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以下简称蔡著),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2004年10月出版，全书22万字，凝集了他近十年间红学研究的心得。
蔡先生是红学名家，二十多年前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问世以来，累计已发行上百万册，风行海内外，近年又由中华书局易名《红楼梦诗词曲赋赏鉴》修订再版，老树新姿，长盛不衰。一部学术著作，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发行量，不仅在红学界，即在整个学术界也是十分罕见的。
新著是继此之后的又一力作，他“自己认为现在的这一本更好”，因为新著涉及的红学问题要广泛得多，几乎无所不及。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居于红学学术前沿，对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新见的著作，最为可贵的是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明辨慎思的探索精神，以及平朴清浅的行文风格。一部具有如此学术含量的书，读来却平易朴实，极具亲和力，不愧大家。
和其他学术领域相比，红学领域由于文献资料的稀缺和直接证据的匮乏，因而“云遮雾障”特别多，本书就是针对这些迷障开篇破题，立论叙说的。人们长期以来受惯性思维影响，习焉不察，正是在这些地方，蔡著提出了质疑并给以尽可能深入的探求，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
比方说，人们历来都认同曹雪芹“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这是鲁迅的话（见《中国小说史略》），而鲁迅依据的是胡适的考证。或者说，新红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即对《红楼梦》作者的考证，其中合理的部分已为包括鲁迅在内的研究者所继承。笔者也从来相信曹雪芹生于江南，少年时代曾历风月繁华，至少是感应过那流风余绪，友人诗句中的“秦淮风月”“扬州旧梦”不是佐证吗！这似乎是无庸置疑的。现在，蔡著十分鲜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曹雪芹“没有赶上好日子”的推断。支撑这一推断的，首先是认定雪芹存年为四十岁。这一认定其要领在于辨析作为存年依据的敦诚诗与张宜泉诗何者更加可靠。敦诚《挽曹雪芹》诗初稿谓“四十萧然太瘦生”，改稿亦谓“四十年华付杳冥”；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小叙称“年未五旬而卒”。张宜泉居于城东南隅，与居西北郊的雪芹相距较远，未能得知雪芹死讯参加葬礼，其说较为笼统；而敦诚从当年虎门相聚到以后诗酒往还，与雪芹相识多年，又参加了葬礼，所知确切，挽诗两稿均记“四十”。可见敦张两说表述不同，而当以敦说为首选依据。准此，由卒年（卒年学界虽有分歧而相差不过一年上下，蔡著同意香港梅节先生的甲申说即1764年4月）上推，则雪芹生于1725年即雍正三年乙巳，当雍正六年抄家时，雪芹仅为一虚龄四岁的幼儿。
其次，曹家被抄后窘迫凄苦，绝无“中兴”迹象。这有抄家前后的一系列档案史料可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发现和公布的有关曹钌沛湔净褡镆约氨�“枷号”重罚的刑部档案，时间也在雍正六年。负枷带锁是雍正朝施行的对拖欠官银官员的催逼手段，曹钫庾伦锇赣ε庖讲还陌俣嗔剑墒谴映抑巫锖蟮钠摺四昙洌呔∪雠獾靡话儆嗔剑杉芗胰芬鸭也淳。蘅膳獠埂Ｔ谡庵只肪诚拢┣鬯婕冶惫楣氖鞘裁囱娜兆樱上攵�
再次，二敦诗中的“扬州旧梦”、“秦淮风月”向来被人们当作实况来引用，究其实他们毕竟比雪芹年龄小许多，对曹家过去的了解来自于雪芹的叙说，雪芹自幼在家人长辈的抚今思昔、忆旧谈故中长大，浸淫在对往昔风月繁华的追怀想象之中，友人在他娓娓动听终日不倦的谈吐中，这些“旧梦”真正是一段已经远去的“陈迹故事”，就算他早生十年，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祖父曹寅在世的全盛时光的。
那么，这部“备记风月繁之盛”的小说，“如此广阔、真实、深刻的封建官僚大家庭的生活场景，可以没有现实的真切体验、感受，就凭空虚构出来吗？”蔡著这样的设问说明他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早已看到了症结所在。人们之所以总是倾向于把曹雪芹的生年往前提，也是出于“亲历”对一个作家重要性的估量。
面对雪芹并未赶上好日子的事实，蔡著提出了创作不一定拘泥于事事亲历，提出了“亲闻”即倾听家人长辈回忆谈旧，也就是间接经验的重要性，尤其是提出了天才作家艺术想象艺术虚构的巨大能动性。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才能现诸笔端呢？记得鲁迅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写偷窃，不见得非要去当偸儿，写妓女，不见得非要去当嫖客。我们看《红楼梦》里“借省亲事写南巡”，若要赶上南巡，亲身经历，那非得早生二、三十年不可。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否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设若没有曹家由盛而衰的家世背景作为依托，没有清代社会历史变迁作为底色，就不可能产生一部《红楼梦》。“源泉”是终极意义上的，具体到作家作品，所谓“真实性”我以为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生活的真和感情的真。生活的真可以是亲历，也可以是亲闻，是上辈亲旧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和精神伤痛回叙的往事。至于感情的真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即他对于生活中眼前和过往的种种事象的感受之真切深刻的程度对创作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天才作家曹雪芹必定是十分敏感的人，家族败落后的窘困生活和炎凉世态是他亲身感受到的；而昔日的煊赫盛景风月繁华，则是经由“过来人”的回忆间接感受到的，由于这种二度感受往往更加扩大和深化了当年情景，犹如一颗种子埋入心田，在艺术想象中萌发、生长、放出异彩。童幼年的感受和记忆尤为神奇，比方说我们都曾参观过鲁迅故居的“百草图”，它的平淡乏味根本不能与“朝花夕拾”中的那个童年乐园相比。同理，《红楼梦》里气象万千的大观园，有哪一个宫廷的或私家的园林可以和它比美呢！它只能存在于作家的艺术想象中，在艺术的虚构的空间中。
艺术想象的贫弱似乎是当代难以产生杰出作品的原因之一，较之中国古代那些杰出作家想象翅膀的高扬（诗歌、戏剧、小说都在内），当代作家似乎飞不起来或飞得不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同对艺术源于生活的机械的、狭隘的理解似乎不无关系。《红楼梦》的创作在这方面其实可以给我们极为有益的启示，或者说可以极大地解放作家的思想，它告诉我们，艺术想象对造就杰作可以有怎样的作为，想象之翼可以在怎样广阔无垠的空间里飞腾驰骋。当然，想象不能凭空，它的根在生活之真，更在作家感受之真，《红楼梦》作者人生感受的真切、丰富、细腻是任何读过作品的人都为之心折的，这种感受犹如酵母，感受愈是真切深刻，想象就愈能挥洒任意，二者应当是成正比的。
蔡著上述见解牵涉到作家的生卒年和家世背景、曹雪芹的著作权和创作动机、素材来源以及如何理解作品中的真假虚实等一系列问题，不论人们是否认同蔡著的见解，都值得重新思考、深入研究。
近年来，有人宣称要横扫以往一切红学成果，宣称脂评本都是后人伪造的，脂评和脂砚斋是假冒的，判定刻本在前抄本在后，嘲笑红学家全都上了当。他们撰文著书，标新立异，轰动不小。
蔡著诚恳劝告这些“新说”持论者，严肃指出任何“伪造，都有动机、目的、需求和条件，其中历史社会背景是最能让我们准确判断出有无可能性的环境条件”，当一百二十回本刊行之后，假造残缺不全、颇多讹误的抄本和评语，所为何来？更重要的是：“有的抄本明明有清代重要收藏家及可考文士的题跋真迹、印章；有的抄本则可找出避怡亲王府家讳的“祥”、“晓”等字，而怡亲王府家与曹家的关系，在故宫整理出版清代关于曹家档案史料（1974）前，是外人、后人不可能知道的；有的抄本在胡适考证《红楼梦》前一个世纪就被沙俄来华的传教士携带出国了；……这些本子被著名的大学、科研单位、图书馆、博物馆及教授学者个人所收藏，经过多少文物古籍专家的鉴定。”作伪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作伪说”者全然不顾上述事实，而且几乎都揪住“脂评”作文章，说脂评自相矛盾，因而有问题，是伪造。
其实是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脂评，更谈不上认真分析脂评。须知脂评并非一人所加，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所加批语的集合体。由不懂而任意曲解，把不同人的批看成同一人而指其矛盾，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要澄清此种混乱、揭破作伪说的最好办法，便是认真地、深入地研究脂评。
蔡著面对脂评的复杂情况进行了审慎的辨析和分梳，尽可能地把批书人的身份和批语的性质弄清楚。较之过去的脂评研究，蔡著第一次明晰地指出，批书人大体可分四类：1.家人,即畸笏叟和曹棠村;2.友人,即松斋、梅溪及其他未署名者，批中常称之为“诸公”；3.合作人,即脂砚斋;4.圈外人,即鉴堂、绮园、玉蓝坡及立松轩等人。几类人中批语数量最多、最重要的自然是畸笏叟和脂砚斋，对二者的身份和批语的特点进行了多方推考和深入分析。
在历来的红学研究中，重视脂评的学者一般都较为谨慎，运用时能够注意区分早期身边亲友和后来那些圈外人。但是，对于脂砚斋和畸笏叟则往往“一锅煮”，不加甄别地都当作了解作者家世和关心小说创作的人，认定他们的批语都有同样的文献价值。往往举出“写宝玉如此，非世家经严父之训者，断写不出此一句”这类批语来说明脂砚了解雪芹幼年及证明他曾历旧家公子的生活。同时对脂砚阐释作品时“作者自云”的话都深信不疑，认作是转述的作者的夫子之道。如今蔡著指出了这些多是脂砚的误导，他是曹雪芹著书的合作人，他同作者的关系和批书的目的都与畸笏叟不同，分清这两个人的批语，至关重要。
分辨这两者的批语除去署名外，可以从加批的时间、批语的内容来辨析、畸笏是书稿最早的读者和最后的保存者，其批语的特点为关注书稿的情况如破损迷失等，提及雪芹幼年及曹家往事等素材来源，常常联想到自家身边处境，情绪激动、非哭即叹。蔡著用一个专章从十个方面来推定畸笏叟只能是雪芹之父曹睿思床茴这一主张过去有不少研究者都认同，但蔡著的论证全面、充分，很具说服力。相比而言，脂砚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似乎并非自幼同雪芹一起，而是后来结识的。他的批语阐释性分析性较多，偶涉雪芹幼时情形亦为泛泛之言，往往导致读者误会。脂砚斋评批的目的是想将自己的评语与小说正文一起流传，他的加评最认真、最细心，数量也最多，也有很高的价值，不能因为将其与畸笏之评分开而忽视它的重要性。
分清畸笏和脂砚两者的批语对推考成书过程，诸如增删修改的情况，历次加批的情况，借阅迷失的情况，甲戌本的价值以及黄叶村是否继续著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的每一个问题，本书都尽可能给以回答和论证，值得读者细加析辨认真思考。
在这里，有一点令人豁然醒悟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重评”习惯上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第二次评，并据此推算在此前后评阅的次数。蔡著明确指出“重评”的含义不是第二次评，而是相对于在他之前的“诸公”之评而言的。否则，为什么己卯、庚辰本明明已经“四阅评过了”，而书名依旧称“重评石头记”呢！为什么独独在甲戌本楔子中郑重地写上“脂砚斋抄阅再评”而毫不及于何时初评呢？可知“重评”非指自己评阅的次数，而是尊重前人之评及自己重新加评的一种标志。这一见解最初是由是杜春耕先生提出来的，蔡先生将其吸纳，形诸文字，把他和杜先生思考的成果奉献出来。本书中，得杜先生启发的例子多有，说明学问的切磋商讨益莫大焉。杜先生以物理学者加盟红学，精研版本，卓然成家。近十年来，由杜春耕先生倡导组织的关于成书问题的大大小小的讨论已不计其数，给了大家多方面的启发和推动。蔡先生的这部专著，应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产生的重要成果。
前面说过，本书涉及的红学问题十分广泛；何况，改变成说改换惯性思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何况，学界不同意见的存在更属正常。无论如何，蔡著以自己思考的成果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和重新思考，每一个爱好《红楼梦》的人都会关注、都会加入到这个思考的行列。
过去，笔者曾经十分心仪蔡先生文章深入浅出的优长，宜乎他作为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面对这部新著，更令人感受到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所谓举重若轻、返朴归真，其实是学术上的自信和表述上的自如互为表里所形成的上乘之境。
翻开蔡先生的这部著作，并无气势宏大的架构和叠床架屋的章节，只是平平淡淡地由读者的提问进入本题，直截了当，然后顺流而下，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地谈下去，娓娓道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以内容屈就形式，不作艰深之语，不端学术架子。
最易让人入眼就感到亲切的是标题的一目了然清浅明白，不妨从头举来：一、为何要谈成书问题，二、有些成见须先抛开，三、资料须审辨可靠性，四、不珍惜资料也不行，五、还得从生卒年说起，六、生年比卒年更重要，七、没有赶上过好日子，八，曹家没有再起再落，九、大人为孩子说往事，十、亲见亲闻的是什么？数十个标题都如此平朴，十分口语化，不仅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很快进入问题的核心。在行文中，还不时设问、多方举例，把逻辑的推理和缜密的论证隐没在平等的对话和平朴的叙说之中。
这里，还要强调蔡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全书没有一个脚注和文尾注，所有材料的来源都在行文中交代明白，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若按时下一些专为成果“量化”需求设计的“标准”软件“规范化”“格式”，恐怕会因不符合他们的格式要求而被认为“不合规范”，会因文中注释“量”不够，被视为“不够学术”，而无缘进入所谓的“核心期刊”或“优秀著作”圈内了。
真正的学术规范应符合学术创新要求和学术道德标准，而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千篇一律“公式化”条框。学术规范应当有利于学术的创新、有利于与学术内容有机协调的多元表述，从而彰显出各个学者和不同学术论著的个性。本书作者对文献资料的审慎辨析，对前人成果的充分尊重，探讨问题求真务实的态度，这一切正是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创新要求的学术规范榜样。本来，学术论著的写法和表达形式就应当是多元的、多样的，富于人性化、个性化的，就学术文章而言，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式学术文章，也有非学位论文式的学术文章，无论哪种学术文章，衡量其优劣或价值在于检验该文章的学术观点和立论、所依据的资源、有无创新等等，而不在于引文注释的数量多少和形式。学术文章必须言之有据、言之成理，这种有理有据的学术文章的写法不必强求一律，有的在文中列出大量的注释，甚至长注比正文的文字还多，注释本身就有很高的学术性，也有的像本书这样文下文后不带注的、而照样有理有据。各有千秋，百花齐放。只不过读者各有所好，有人对后一种写法更喜欢、更容易接受，这后一种写法并不见得比前一种更容易和省事，因为需要对所掌握学术资源的充分驾驭、消化和运用，需要有足够的功力。而对于编辑、评审和学术管理人员来说，则需要足够的学识水平和敬业精神。
总之，蔡著的出版告诉人们，学术著作可以这样来写，学术论著形式的多元化和学术规范并不矛盾，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人们发现，有些在体制外，不受职称晋升、项目评审、奖励评估、刊物等级等等非学术因素制约的学者，却可以按照自身的学术专长和学术个性来为文著书，蔡著或许就是这样达到了上乘之境的一种学术著作吧。
（写于2005年初,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第68-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