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作古一年有余了，我又检出他遗著《今文渊源》细读了一遍，其文思、文字依旧耐人品味。七年之前已读过的，那年早春，犹如眼前窗外，柳丝才吐嫩芽，万物复苏中收到这本刚面世的新书。自相识刘绪源，他出了新书大多寄我先睹为快。兴趣所致，我尤偏爱《今文渊源》这一本，读得最为投入的也算是它。划线点圈，连批带注。启迪处不少，共鸣处不少，可发挥处不少，可容讨论的亦不止三处两处。当时准备写篇书评，他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于我，彼此没有说破。可我一时没能理清思绪。后来需应对的杂事接二连三，饺子便一直闷在壶里了，很对不起它的。
初得刘绪源噩耗我难过许久，眼前浮现他清癯瘦削的面容身影，挥之不去久久。现在情绪平复，再读《今文渊源》，更生出另一番感想，是七年前感想之外的种种。最想说的如题目所示，论著大可像刘绪源这么来写的。他曾经遭人质疑，“论著还能这么写？”那人所指虽是他另外一本的《解读周作人》，但两本书的书写策略差不多，当然也会质疑这一本。
刘绪源说的今文是对古文而言，《今文渊源》梳理了“新文学”白话散文的流变，自《新青年》时期直至当下。我谋稻梁于高校数十载，厌烦了学究们八股味十足的论文论著。《今文渊源》则不循学府程式，不故作高深，不玩弄理论，更不搬用新概念新名词以示趋时骛新。刘绪源文字生涯始于创作，写小说写散文，中年转身学界。早先作家的形象思维令他以后的学术论著十分可读。他崇尚文章的谈话风，全书第一章即以“谈话风的诞生”开宗明义。读《今文渊源》，犹如坐进他的书房，听他娓娓道来，一缕清风拂面。这自然与教授们的高台讲章别异其趣。周作人说果。过，“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刘绪源心向往之，他宣称，自己的书评“总是当创作一样来写，写完后也总是当散文来读的。”《今文渊源》里每个章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无异美文。中国古人的学问文字，除识见精到，多表达生动，词章斐然，令人拍案，如《文心雕龙》，如《文赋》。以感悟见长的诗话、词话、曲话，均隽语妙语不绝。刘绪源写过不少书话，《今文渊源》犹如拓展的连篇书话。他深得中国古代文论精髓，显示古代文论余绪今日尚存。这般发扬传统治学精神，反衬出现今学界八股痼疾。当今“学报”如林，充斥此类八股文章。八股论著，不只八股的结构，戴帽蹬靴，起承转合，本来不多的意见，拼命注水，俨然旧老太裹脚布。思维也是八股的，从概念到概念，推理到推理，干瘪枯涩，寡淡乏味。研究文学的著述，最好文字也文学一点。不知刘绪源是否有意纠正时弊，《今文渊源》的文风对于学界的贡献，或甚于它学术自身成
这么絮絮叨叨谈《今文渊源》的可读，莫要误会它仅是一册浅而又浅的普及读物。尽管它称得喜闻乐见，毕竟主要是写给“学人”的，涉及现代散文流变的诸多学术问题。十二三万字的小册子，耗去刘绪源写作准备的十二三个春秋，可见下了何等功夫。《今文渊源》完全可以视为一部中国现代散文史，从胡适、鲁氏兄弟叙述起，直到当下的赵长天、赵丽宏。其间还论及若干流派、群体，“礼拜六”“语丝”、京派、论语派、闺秀派；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悉数在内，细述他(它)们成败得失。太阳东起西落的话它不肯说的，处处别具灼见。颇受散文史家赞誉的王力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刘绪源却“很不喜欢”，说它读来总有一点“听课”的感觉，尽管是那种“很能聊”的课。这些“琐语”原是王力“因题为文”，写作没用冲动，临时捏合些阅历、知识，刘说这“不是散文的正路”。再有，林语堂编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一个不如一个，几成定论。刘一反旧说，断言林语堂“走的是一条上坡路，思路一本比一本开阔，格局一本比一本大”。《今文渊源》好些识见，没有学问的人写不出来。哪怕不能同意他的结论，但并非不能引发你思考。至于具体作品的精到分析，隐含写好散文的一些“秘诀”，就此而言，《今文渊源》何尝不可当作一册“散文写作指南”。有识见，能指南，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了。
刘绪源一生大半岁月用在编报编刊编电台的声音。如今编辑很多，想做学问的编辑不多，不多之中想做而未必做出他这么好学问的更不多。编辑阅历自然烙印在《今文渊源》上，刘绪源与作者与文坛有着即时联系，而且结合成研究。他参与创办的《文汇报》散文专版“生活”，初办属无心插柳，不料聚集了成批的精品力作。接着的有心栽花，反而“从中兴到没落”。此番文事的切身体验，他悟出了“散文创作的隐秘规律”。“生活”专版的作品和作者，闭门学府的教授们不大留意到，偶尔寓目也可能视而不见。教授做学问，读万卷书，以资料为本，囿于纸本上演绎推论。他们所取材料，仿佛冰箱储存的陈货。编辑不同，《今文渊源》则是菜市场刚采购的鲜蔬，烹制的口感自然有了优劣。现代散文繁荣几乎离不开报刊。小说可给书商出版，剧本能上台演出，诗歌也不妨同道间吟咏，这些散文不行。民国至今，它紧紧地捆绑给了报纸副刊和杂志。编辑是份职业，他们不得不面对报刊市场，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受制读者丝毫不亚于民国时期，发行量如同收视率、点击率。编辑和作家并非总想到一块儿，编辑择稿背后有文化市场的无形巨手，巨手喜好又不一定与作品优劣成正比。刘绪源深谙市场借编辑对作者的诱导，或者说看不见的逼迫，写作难免或隐或显地随风使舵。《今文渊源》指出，“真正第一流作家的最好的作品，却是不可能被(编辑)推动并推出的—那是必须自然生成，必得水到渠成的。”“能够推动的和制造的，至多只是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诚然灼见。他力挺作者“只服从于自己的创作个性”，莫要屈从市场逼迫。贬抑《龙虫并雕斋琐语》正是这一思考的结论，其时王力累于市场，自然未得更上一层。刘绪源身为编辑，意识到编辑于写作的负面制约，如此卖瓜不吆喝瓜甜，由衷钦佩他，摆脱了常人难以摆脱的职业本位主义。
编辑做学问，属于文学研究队伍的异军，主力当然在高校在科研所，是教授是研究员。异军的短处不言而喻，它取代不了主力。但主力不应忽略异军，如刘绪源一群学人，不仅奉献了主力顾及不到的成果，而且给沉闷学界吹来清风。教授们立足研究顶峰，极目四野，一览众山，却往往忽略细处。刘绪源拾级而上，看尽道上花花草草。待登上绝顶，高和远皆了然于胸。可意不在鸟瞰，而是回顾来路处处。阔斧取舍，取关键问题、重要作家、典型作品，细加缕析。譬如胡适、鲁迅、知堂这三家，所以文风各异，寻究到三人的读者对象不同—这一原因学界不曾注意。认知中国现代散文史，单凭《今文渊源》自有其局限，但正宗史著也应藉这类别具一格的著述以补助，它令文学史愈加形象、真切、细微、深化、丰富。本来两者互补，而现状却是失衡。天下论著多八股，异军之微弱不足以弥补主力的大大缺口。最为理想当是研究者、作家兼于一身，民国时代不乏其例。至于当下，除西去的刘绪源，我庆幸还有几位这样的道友。前年读朱寿桐教授漂亮的散文集《从俗如流》，写过一篇《试试教授与作家的合二为一》，希望改变创作与研究以邻为壑的现状。多年前王蒙主张“作家学者化”，今日不妨主张“学者作家化”。论著可以如《今文渊源》这么写的，写得雅俗共赏。
刘绪源毕竟是书生。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属比较正宗写法的史著，关于凌叔华一章，末尾忽然“再说两句题外的话”，特意美言我于凌叔华研究资料做过的努力，号召“年轻一代研究者”重视资料建设。斜逸出这么一段，与儿童文学历史哪有什么关系？离题已千里之“外”，当悉数删去。这般出乎意料的随性，就当他童心未泯，玩一次无伤大雅的调皮，不无可爱—谁叫他是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哩。
我结识绪源因陈子善介绍，当年绪源执掌《文汇读书周报》编政，子善先生引荐我一篇长稿，发了个整版。不久绪源岗位转到“笔会”，我的长长短短稿件也跟了过去。他退休，特介绍后任的“笔会”编辑与我保持联系，我再受了一回感动。
绪源有篇自序回忆，他少年时期喜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高的白杨树》《铁木前传》《牛虻》及鲁迅作品。上述无一不也是我那个时期喜爱的读物。保尔和冬妮娅的朦胧感情，冬妮娅嫁给反动军官而邂逅保尔，他的阅读感受，正是我那时的心声。那么，我与绪源的订交，而且一“交”如故，该源于并未意识到的性情相近吧。我们的过从都在文章和书，例外仅一次，他有收藏家朋友收到一副对联，落款“林徽音”，他受托寄来照片咨询真伪，我立即否认了。现在细一思忖，单据笔迹的惯常特征推断未必靠得住，万一什么原因写得不惯常呢。如果误了他朋友，我便有负绪源信赖了。此事没有在他生前说过，现在没有机会说了。
现在想来，以刘绪源多年编辑经历，加之耀眼的学术建树，何况写过引人注目的小说，无疑他朋友不少。然而他竟有些不易察觉的寂寞，至少在学术环境里是寂寞的。他的学术追求或为另类，自云，《今文渊源》写得不敢自信，怀有投石问路的心情。果然，这么难得的著作应和的声音相当微弱。我不免困惑，对现时的学界，绪源学术追求是超前抑或滞后了？
刘绪源不乏禀赋、本性执着，尤其勤奋，本该成就一位大学者。未达巅峰，大概是他兴趣太广。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研究，从中国的研究到外国的，从成人文学到儿童文学，从当代文学到民国文学，摊子铺得真大阵线且长。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况且他体质羸弱。天不假年，壮志未竟。学界失去一位可期望的大学问家。他患病之初，我以内人类似恶疾得以治愈的福音相告，鼓励他对抗恶疾的意志。绪源终究不胜天力，走了，走得匆匆，距今日已不算古稀的古稀之年还有两三个春秋。论年龄，论事业，先走的都不该是绪源。朋友们痛惜而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