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作者：汪利平，原题：《杭州旗人和他们的汉人邻居:一个清代城市中民族关系的个案》
满汉关系向来是清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相关的论著。1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清廷的政策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八旗驻防营制度等方面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解清代民族关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多数研究仅仅将八旗作为一个全国性制度来分析，而很少深入探讨有清二百六十多年间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驻防与所驻地方形成的独特关系。这种/求同0的倾向反映在学者偏重出自朝廷的官书档案而较少利用地方史资料。然而，不经过对地方史料中有关满汉关系证据的充分发掘，我们就很难真正说清楚诸如驻防营是否真的将旗人与当地社会隔离、或清末排满风潮是否直接来源于满）汉之间长期的矛盾等等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的关注点从出自庙堂的言论和政策转移到地方上实际发生在旗人与汉人之间的交往上来。尤其重要的是需要探讨旗人因世代驻扎于一地而逐渐对所住地方产生出的认同感。本文选择详细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在不同时期与当地汉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杭州归属感的产生，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来思考如何从地方的角度来考察和叙述民族关系和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对于身份认同，本文的出发点是它既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由朝廷或国家加诸于某个群体或个人的标签，也不是一种由某个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在孤立状态中产生的对自身的看法。任何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总是形成和表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和对比反差之中。它非但不会被某种制度或政策锁定不变，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旗人这一“身份”的定义因此在本文中被看作并非仅仅由八旗和驻防制度铸成，而是产生于它在不同时期与民人和汉人相对应的关系之中。通过考察旗人从进驻杭州到其最终被逐的整个历史过程，笔者希望能够勾勒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变化。
旗人最初在杭州扮演的角色无疑是征服者。他们于1645年到达杭州并从出降的明朝官员手中接收了这个城市。1648年，清廷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因其为“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自那时起杭州旗营就是清帝国中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3000多将士。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他们在打击明遗民的抗清活动，镇压三藩叛乱，以及收复台湾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们在为巩固清王朝作贡献的同时也对杭州百姓大为滋扰。驻防营的设立造成了杭州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改变。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簦，或播迁郭外，或转徙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清初驻防旗人是作为清王朝的代表镇守杭州的，他们与杭州百姓的关系不但体现了异族统治者的特权，而且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地区占领军对被征服人民的骚扰十分相类。他们闯入民宅中抢夺财物，毁人祖坟，向地方官索要妇女，侮辱士人。旗人的行为更使商旅裹足不前，从而威胁到杭州赖以生存的商业贸易。为了缓解各地旗营与百姓的紧张关系，清廷在1650年下令修建驻防城以隔离兵民。当时虽曾考虑将旗营改设于人口较为稀少的城北，但是身为八旗汉军的浙江巡抚萧启元最终还是决定将驻防城建在旗人已经圈占的城西地区。虽然驻防城墙的建筑于同年完工，可这并不意味着旗营停止了圈占墙外的土地。1658年，驻防城向外扩展了一次，据说是为安置新到的500名士卒。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杭州百姓一直担心旗营会继续扩展。例如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祚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当然百姓因旗人的房屋需求而失去家宅的情况并非杭州一处，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最终，康熙帝在1669年下令永远禁止旗人占用民人房屋。这道御旨使得杭州驻防城被固定在7000余亩的面积，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
在杭州当地话语中，驻防城这个军事设施被称作“旗下营”，或简称“旗下”。尽管驻防内的旗人既有满人也有蒙古人，甚至还有大量汉军，？官方文书和方志仍经常以“满营”或“满城”来突出其与满人的联系。而“营”与“城”字互相通用则与驻防事实上是一个有城墙、城门和衙门的城中之城有相当关系。驻防城墙是砖石结构，周长419公里，高6133米，宽3133米。城墙顶部的宽度可容两匹马通过，并可安放火炮。驻防的五个城门分别从东、东北和南面向杭州城。驻防内共有137个属于各个不同级别官员的衙门，大多是在镇压三藩叛乱时由浙江地方官捐资建造。其中驻防将军的衙门占地2713亩，共164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驻防城是一块旗人的禁地，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不敢涉足其中。
尽管旗营是一个征服者的独占性空间，居住其中的旗人却没有与杭州社会隔绝。实际上，正是旗人在驻防之外对杭州官民行动的控制体现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占领。与其他设有驻防的外省城市一样，旗营官员一直对杭州城内的文官进行监控。不仅驻防将军和都统有权以密折向皇帝奏报地方事务，就连驻防将军听取地方情况汇报的方式也显示着其凌驾于省内文职官员之上的威权：每月初一和十五，巡抚须率领其下属到旗营去拜见将军。除了监控地方官以外，驻防将军还掌握着杭州各城门的钥匙。每个城门由驻防中不同旗属的士卒把守。而把守城门的职责为旗人提供了许多限制百姓行动和敲诈勒索的机会。他们随意抢夺百姓担子上的东西，并向背包袱和乘轿子的行人索取过路费。卫兵总是在城门口阻挡送葬和迎亲的队伍，使人不得不贿赂他们以求通行。城门因此成为百姓日常向征服者低头的地点。在城墙外，旗人的为所欲为更危及了天下闻名的西湖风景区。当时驻防拥有上万匹马，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被旗人当成了一个方便的放马处。湖上极负盛名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樵采殆尽。无怪乎当时的游客和本地文人都在诗文中对西湖风景的凋敝和水源的污染极表悲哀。
除了对百姓行动方面的限制和对环境的破坏之外，旗人还利用其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压榨平民。事实上康熙皇帝对杭州驻防旗人恐吓当地百姓并造成商旅裹足的情况颇有所闻，并曾数次为此申斥和惩处杭州驻防官员。？而在旗人敲诈平民的各类手段之中，最为臭名昭著的莫过于营债。“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掮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这个事件最终被上报朝廷，康熙帝为杭州驻防将军不能管束部下而对其大加训斥。
康熙帝显然希望能解决杭州旗营与当地百姓的矛盾。他在1684年派精明强干的赵士麟（1664年进士）为浙江巡抚，并在赵氏陛辞时嘱咐他要采取切实行动。赵士麟到达杭州以后发现当地百姓所欠营债本利相加已达30万两之巨，因此他把清偿营债作为重建杭州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经过与驻防官员的多次商谈，赵氏得以将营债数额削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他进而向地方官员筹集捐款将其偿还，并且明令永远禁止再放营债。此外，为重振杭州的商业，赵氏还禁止驻防士兵在城门口骚扰平民。出于感念赵氏为缓解兵民冲突而作的努力，杭州百姓特地在西湖上为他建造了生祠，并将其誉为/稽兵安民0的模范官员。杭州人对赵士麟的爱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旗人在当地的骄横以及多数地方官员对之束手无策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