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几天在扬州某教育论坛发现一则网帖：“小女子从教7年，得知本校40多个同事都在省某某杯论文竞赛中获一二等奖，其中，两位语文老师从中国基础教育网上抄了同名论文参赛，竟然一篇获二等奖、一篇落选，到底谁在操纵论文评奖？”
记者联系上组织评奖的省某研究会负责人。“我们确实评了568个一等奖，但二三等奖只有几千个，”他不无“委屈”地向记者曝料：“要说评得多的，省某学会每次论文评奖都有上万篇，比我们多了去了……”
记者检索到该学会的“优秀论文评选通知”，上面规定“总获奖率控制在参评论文的70%以内，其中，一等奖3－5%，二等奖15－20%，三等奖40－45%”。
参评者的论文尚未写作和报送，获奖比例就已框定，至少表明该学会的评奖依据，并非完全按照论文质量。
以今年该学会和一些单位联办的“中小学优秀论文评选”为例，获奖分配比例为：一等奖0.6%，二等奖20.3%，三等奖42.1%，70%封顶。最终的评选结果为，“全省28000多名教师历经6个月之久的期待，终于获得明确答复：一等奖174篇，二等奖5686篇，三等奖11788篇。”
按一人报送一篇参赛论文算，有17648篇获奖，获奖率达到63.03%。评委会没忘记高调宣称：“本次论文评选有序、高效和严密地运作，更广泛、更公平、更权威”。
这么大的获奖面，有“广泛”而无“权威”吧？面对记者质疑，该学会负责人称：“多数人不得奖，谁还参加竞赛？你查查，哪家评奖不是如此？就这，下面还要求增加获奖名额呢，也就我们坚持原则，给顶住了。”
记者在苏中某市教育网见到一则“喜报”：“我市参加某某杯论文大赛成绩喜人，有1208篇论文获奖，其中，74篇获一等奖，372篇获二等奖，762篇获三等奖”。“不管哪家机构评，全市每次总有千余篇论文得奖，我们还得过几次组织奖呢。”该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见怪不怪地告诉记者。
江苏是教育大省，教师为数众多。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到去年，全省有幼儿园专任教师8.11万人，小学专任教师24.96万人，初中专任教师18.64万人，普通高中专任教师9.82万人。
“全省仅基础教育阶段就有61.53万名教师，他们评职称、晋升、获得荣誉和奖励等，都少不了‘论文发表数’这个硬杠子，尤其是得奖论文。”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主任龚放教授分析说。以幼师晋升小教一级职称为例，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论文、教学案例要有3篇，初、高中老师评职称对论文的要求则更高。
有限的教育报刊资源，难以承载如此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通过征文、竞赛、交流、研讨等形式给论文评奖，并视同正式发表获奖，这条路径就被“有心”人士与部门发掘了出来。评奖方名称中若有“省”字的，往往就算“省级获奖”，有“市”字的，就算“市级获奖”。彼此心照不宣。
学校无疑是这类评奖的拥趸者。记者搜索发现，有80多个市、县的教育和学校网站，长期保留当地或本校的各类论文获奖讯息，庆贺之意不言而喻。“很多老师头发教白了也没得过论文奖，有机会评个奖，对老师的工作也是肯定，还能为学校争光，一举多得、多多益善。”无锡某小学张校长毫不掩饰对评奖的好感。
“我知道这些奖不过硬，但评职称管用就行。”南京网民“教书匠”通过微博告诉记者，他是教学骨干，经常上公开课，但撰写的教学论文投出去，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索要上千元“版面费”。后经同事指点，改为参加论文竞赛。“花钱少又得奖，评职称还有优势，是条捷径。”他坦陈。
如果说数十万教师持续的论文需求是块大“蛋糕”，各个评奖机构就是发酵者。他们所标榜的不管是“探求课程、教学改革”，还是“提升教师专业素质”，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机构同教育行政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互为表里，而且牵头者大多在学政两道游刃有余，否则难以承担面广量大的组织发动工作，做到一呼百应。
此外，评奖与收费总是结伴而行。记者查询十多份论文评奖通知，文尾无一例外要求“每篇论文收取评审费50元”。记者匡算一下，每次若有1万人参赛，就可收费50万元；若超过万人或连办六七届下来，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因二三等奖多由市局按比例内定，不须报省评委会终审，实际上省评委会只花买获奖证书的钱。”一位“总得不到一等奖”的老师透露。应该说，巨大的利益黑洞，正是论文评奖花样百出、乐此不疲的强大内驱力。
某学会负责人辩解道：“我们请了六七个专家评委，花一周时间通过三轮投票才评定奖项。”记者帮他算账：以上述例子中17648篇获奖论文、每篇下限3000字计，总字数约5300万，按7个评委各看7天算，每一轮每人每天要看100多万字，请问，哪位评委做到了？有记录吗？对方不作应答。
“教学论文一等奖评出几百篇，只是各行业论文评奖过多过滥的缩影，根子在于教育乃至全社会的学术评价机制日益功利化和行政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对教师和学校的评价，往往不是根据“教书育人”的学术和人文标准，而是诸如论文数量、期刊档次、获奖级别等指标。把健全学生人格、创新教学实践的过程，统统变成生硬的考核数字，一旦“够数了”，就视为教师的“成功”和学校的政绩；一旦“超额”了，便作为“创新人才”和“改革成果”大肆张扬。这类论文评奖，服务并迎合了现行的教育评价坐标和行政管理体制，并且催生了评奖市场，导致功利教育盛行，师生只关注“成功”，而不问是非价值。“以人为本的考核评价体系一天不建立，论文评奖泛滥之弊害一天难绝。”熊丙奇对此忧心忡忡。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结合自身经历说，国外论文评奖，完全由学界同仁、学术机构认定，而国内多由官方、准官方组织或官员“敲定”，本来严肃的学术评奖活动，掺杂了很多潜规则。几年前，他“意外”收到“日本地域农林经济学会”寄发的获奖证书及奖品一支钢笔。他在日本出版的博士论著《转型期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得到农学界肯定，而这次全国性评奖获奖者仅两人。“评奖泛滥，会把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泡沫化，扼杀学术创新能力，导致权力过度介入学术，丧失评奖的学术独立性；同时损害了学术诚信，谁抵制，谁不围绕评奖指挥棒转，谁就被边缘化，最终逼得人随波逐流。”
“我们一直抵制交钱就拿奖的各种论文竞赛，”南京29中校长孙汉洲说，衡量教师的业务水平，不能只看发表多少论文、得了多少奖，更要看你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教学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我们内部建立教学激励机制，花钱让教师进修、升造、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反对沽名钓誉。教师浮躁不诚实，怎能教好孩子？”
孙汉洲的话，让记者想起陶行知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不知那些论文评奖机构和众多论文获奖者，面对一代师表的教诲，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