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不确、不端与腐败

学术研究结果的表达，主要体现为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的报告，也就是公开发表的作品。作为研究者，对公开发表的作品，一致的追求目标是“无偏”。但要做到无偏，谈何容易！即使做到了“无欺、无私、无畏”，仍然不一定能够做到“无偏”，因为认识会受到历史和条件的局限。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哥白尼和布鲁诺，是科学史上的圣徒，但他们提出和捍卫的学说“日心说”已不能说是正确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界非常珍视认识的进步和标志这进步的里程碑，“日心说”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里程碑，这是公认的。对这两位先贤和圣徒，至今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仍然充满崇敬。回头看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很多是先贤们凭着智慧的思辩，提出了概念、理论、框架或假说，过后多年才得到了实验的证实和理论的确证。假说的提出，只能依据于有限的事实和不充分的推理，当然过后被证伪的情况亦很多。

工程科学中，理论和经验模型的准确度，也是受历史和条件限制的。准确永远是相对的。读研究生时，老一辈先生们讲反应工程和传递原理，常常说，一个理论模型，和实际的偏差能在百分之几十的量级，就很好了。先生们还说，对化工来讲理论模型预测的误差，若能达到10％，就非常非常好了。后来做研究，也常常鼓励学生提出理论模型，但经常只是能够表现出一个与实验结果一致的趋势，要算误差，有时是大于百分之一百的。但是有偏差的理论和经验模型是十分有用的，工程设计长期以来就依赖于这些模型。当然设计者梦寐以求的是精准，谁都知道，反应器的设计如果能够进一步精准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经济含义。这经济价值，有时倒是可以相对准确计算的。所以，在工程和工程科学领域，提高设计模型的精准度，是永恒的研究主题。

实验数据的准确度，更是相对的。记得学分析化学时，容量分析部分花了大量的篇幅和课时。讲授如何选择玻璃器皿、天平和试剂，如何洗涤、干燥和保存玻璃容器，如何正确的拿在手中和使用玻璃器皿，如何标定天平，如何配制标准溶液，以及如何转移和保存标准溶液。在这些都做得准确无误的前提下，才能分析实验的误差。这些是做实验的基本功。

后来学仪器分析，老师总不忘提醒，不同的仪器误差的范围。当然，随着时代和仪器及制样技术的的进步，仪器的误差越来越小。但有些误差，是从原理就带来的，仪器和制样技术的进步，对误差只能改良，不能消除。比如我们常用的X光衍射仪、能谱、孔分析仪等等，误差都是相当大的。如果不在仪器原理规定的范围内操作，误差就更大了。做了一个谱图就拿来说事是很危险的。要搞明白原理和可能的误差范围，讨论才有意义。

但是，任何研究者都知道，有一个数比没有一个数，认识更接近实际。设计工程师更知道，一个没有任何模型的设计是无法进行的。安全工程师更知道，有预测比没有预测强，尽管预测常常不准。最近听朋友讲故事，某大型化工企业建成后急于开工，来不及认真检测和分析安全，外方承建和开工人员撤离，不敢承担责任。项目主管方冒险开工，也没有出大事。中国人胆大，常常无知无畏。

这些有用的但不准的模型和数据是哪里来的？大部分是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建立的。现在人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立的早期，科学家是自由的，所以现在的史书中，这些科学家被表现的像是哲人圣人似的，比如伽利略、牛顿、法拉第等等。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程师阶层出现了，科学不再那么纯洁和神圣。给了我们富足的现代生活的先贤们，如瓦特、卡诺、爱迪生、莱特兄弟等等反而没有早期科学家们的神圣。但是现代技术体系的建立，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细致的、逐步改进的、由经验到理论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撑的。有很多不十分准的也没有理论基础的经验模型，起了关键作用。几年前，有机会亲自用实验检验了描述填充床压降的俄根方程，对它的精度感叹，但尝试继续修正，却没有任何头绪。

做学术研究，若有欺、若存私、若心畏，就容易学术不端了。当然，界定学术不端，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界限。比如现在不正确引用若是有意的，或知错不改，应该是不端行为之一，我们读书的时侯，很多国内期刊，甚至可以说多数国内期刊，明确不要文献引用部分，那时社会科学类期刊明确不要引文的比例极大，甚至现在还有不要写引文的。我们专业当初有一个期刊，叫［化肥与催化］，在作者指南里面就说，“参考文献从略”。后来看举报学术不端的网络文字，有人举报毛泽东诗词学术不端，用了很多典故没有给出引文和出处。这也许是作者幽默。但中文的诗词和散文讲究用典，不习惯给引文，倒是事实。后来带研究生，修改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最难和花精力最大的部分，是引文。做到准确、公正的引用，谈何容易，只能作为追求目标了。

按照国际的标准，重复发表也是严重的不端行为之一。但上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作者主要发表中文论文，中文文字西方人看不懂，当时就有两种压力，西方学术界希望中国作者把原来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再以英文发表，中国的学术领导层，也希望中国的科学被国外的同行看到，也鼓励把以中文发表的文字再以英文发表。于是就有了很多先以中文发表再以英文发表的论文。国际上有的出版社，也推波助澜，比如把俄文的［催化与动力学］全面翻译成英文，［科学通报］等等期刊，同时出中英文版。记得90年代被邀请做[Catalysis Today]的特刊，该刊主编Ross先生和Elsevier出版社的负责人，都曾建议选在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好论文，鼓励原作者翻译发表。

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人写英文不再是问题，在国际上也已经是论文大国，但也有看不准的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和Springer出版社，从2005年开始，组织系列期刊 “Frontiers of…… in China”,就不合时宜的提出从已发表的中文论文中选文翻译的策略。遇到了文稿来源的困难，后来分析表明，实际上这时的中国作者，已经不愿意做重复发表的工作了。既然一开始就可以写英文，为什么还要费一道手再翻译呢。

从80年代以来，没有受到历史和体制影响，一直一贯的被认为是学术不端行为的，有如下一些方面。

操作数据（Data Manipulation），有的研究者或初学研究者，对数据的美观非常重视，常常园整数据，甚至大量筛选数据，这样表现出的结果就会误导读者，也会给使用者造成麻烦，这是任何时侯，大部分同行研究者都反感的。因为公开文献的价值，在于同行的参考。数据有偏了，同行读者从中就理会不到事实了。大家当然反对，严重的会被科学社团驱逐。

伪造数据(Data Fabrication)，有的研究者和初学研究者，做不出正确的数据，或者对数据的期望过强，索性编造数据。当然，有的论文是记录观察事实，有的研究者会编造事实，比如前几年在著名杂志［Science］发表的一个远古化石的照片，据说是拼接出来的。当然最近的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撤销的编造数据，也是同样的性质。这些伪造的数据和事实，对同行的科学研究危害是极大的，理所当然的，受到了同行的强烈抵制。制作者会被科学社团驱逐。

但中国的这些操作数据和伪造数据的学术不端行为，被揭露和讨论的多了，也产生了一种影响。在实验室，新进来的研究生开展一个课题，常常提示他们重复师兄师姐或同行的工作，以获得感性认识。催化剂、膜、电解质等等材料的制备，需要细致的很长的程序，有的学生一开始重复不出来前人的工作，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对前人的描述理解还不够专业，但有的学生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前人给了假的条件和数据，马上失去了信心和耐心。这给学生指导，带来了很多额外的工作量和难度。

另外一种现象，也可以称做学术不端，但愈演愈烈，近年来成为国内学术腐败的主要表现，这一条就是占有他人学术成果。不过这个也要历史的看。新中国建立，砸烂了旧体制，但新体制和法律系统，长期没有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的归属，至今没有完全清晰的界限，中国也长时间不加入世界知识产权公约。看各种文献，在改革开放以前，研究的产品“知识产权”似乎是归属于乌托邦式的国家，或集体，是国家还是集体，至今也没有分析明白。但有一个使中国科学家耿耿于怀的事例，是胰岛素的合成，据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准备好了要给中国科学家授奖，但找不出获奖人，因为发表是以一个研究团体署名的。诺贝尔奖只给个人，没有具体的人，无法授奖，所以各位朋友不要怪诺奖委员会对中国有偏见，不给中国人奖。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用的讲义，看的文献，好多是署名为某某革命委员会、某某大批判组、某某教研室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尽管法律没有界定，人们对成果归属不明白，有些人占有了他人成果，以此获得了社会地位，甚至院士头衔，也许真可能是无意或无知的，这些可以称作学术不端的事例。因为毕竟是无意的。

近些年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由于国门的彻底敞开和充分的学术交流，若说还是无意或者无知，就说不通了，但有些人仍然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成果，甚至故意占有他人成果，谋取私利，甚至谋取极大量纳税人的金钱，挤压同行和年轻科学家的工作空间，就是严重的学术腐败了。这方面的例子，在新语丝网站有很多举报。但该网站的举报，也有很多是基于意气的。毕竟我国法律不清晰。比如有些是在欧洲教授的正常权利，在新语丝的一些作者看来，也是学术腐败了。看来我们要积极建议国家立法，明确界定各个阶层研究者的权利和义务。

明晰的，不需要讨论的学术腐败，现阶段也很严重，严重干扰了科学界的正常工作，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实力，严重压抑了我国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严重降低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表现在官学勾结、官盗勾结，骗取纳税人钱财，谋取公共位置和资源,迫害真正的科学家，抢夺科学研究者的成果。这些腐败不除，制度不建，引进多少人才，引进什么人才都没用。

 2010年1月29日于天南大联合楼。